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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与明初来安建置曾三次并复 ——兼对南宋时第二次并县的复置时间质疑 周 元 桂
隋末唐初时，来安与清流县为一体。即此际的清流县乃含今之来安和老滁县（南谯区）之大县，隶属滁州。其时的滁州只领（大）清流、全椒二县（州治在清流县）。唐景龙三年（709年）南北“纵剖”（大）清流县改成东西两个县，西域仍称清流县，东（北）域称“永阳县”。于是，滁州领辖清、永、全三个县，如此规规然度过200多年。至南唐初，改“永阳”称“来安”。之后，物换星移、人纯丁旺地穿越了北宋。至南宋，由于宋金的南北对峙，频频交战，处于江淮地域的来安百姓屡遭兵燹之屠践，多灾多难。邑境动荡不安，邑民纷纷陆续南逃，一度近乎荒莽。因“户仅百余”，不足置令，县遂降为“镇”，从而被送回“娘家”——并入清流县。南宋前期，先后两次并入清流县。为了“省吏员、宽经费”，都以并后不久，又先后从清流县析出复称（来安）县：第一次是绍兴五年（1135年）并入，绍兴十八年（1148年）复县；第二次是乾道九年（1173年）并入，淳熙二年（1175年）复县（复县时间存疑，下面专考之）。 随着南宋中后期民生相对安定，国家经济有长足的发展，自1200年之后，来安县逐益走向昌荣稳定（相官乡曾于南宋古墓中出土过的金边玛瑙碗可证）。明初，由于朱元璋把滁州（领滁、来、全）三县视为皇家之“后院”，在滁州域内屯粮、屯兵、专设马政而“坐派”三县的养马任务。滁城成为明王朝国防利益之近身所在地。为统一管理能令劲而灵动，多窍的朱元璋想到了将三县合为一个“板块”，从而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令畅。于是“省县（来安）并清流、全椒俱入滁州”。即把清流、来安、全椒一同并入滁州。那么三县原本都隶属滁州，谈何“并入”？尤其是清流县本来就是州地（州治所在地），更谈不上“并入”，概念何属？仔细体味县志文段的语气便知，此“并入”乃指“拼合”。即三县合为一个滁州整体（隶属凤阳府），亦即来安、全椒就是州地，而非隶属滁州。此乃名副其实的“大滁州”也！那么，此拼合意图何在？窃认为，朱元璋不仅为了上面已述的三县为一体之利索、灵动，还因其老家凤阳已升为“府”，滁州以一体隶属之，显得凤阳府与皇都南京有直接对话之近。从而满足了朱元璋重故里之心理需要。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一月，因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而废丞相制度。地域建置亦相应变更。并入滁州的清流、来安、全椒又从“大滁州”中析出，各自复为原先的隶属县。从南宋中期至明初200多年里，来安建置遭遇了三次并（合），且每次都以并（合）后十二、三年时间，又重新析出复（来安）县。前两次是因来安先天不足，后一次则属于皇帝别出心裁。无论哪种情况，都乃坎坷遭遇也！ 关于南宋时来安第二次并入清流县之后的复县时间，县志记载是在淳熙二年（1175年）。对此，笔者疑而辩考之。道光版《来安县志》的“修署记”栏目云：乾道九年（1173年），来安县因百姓大量逃亡南方，户仅过百，不足置县而并入清流县之后，“不二三年，郡守章冲复请为县，宋淳熙乙巳（淳熙十二年：1185年）之秋也，绵亘至今，皇元混一区宇”。其中的“淳熙乙巳之秋也”，并非指郡守章冲至1185年始报请。因为章冲于淳熙二年（1175年）任滁州郡守，第二年便卸任他去（据光绪版《滁州志》），显然不能如此理解。而应理解为，章冲报请复（来安）县之后，直至乙巳年（1185年）上级才批准下来（或才付诸实施）。并且之后一直为县建置，绵亘至元朝。此《修署记》作者乃元代人汪景恬。元朝距南宋最近，所说当是可信的。故而，来安第二次从清流析出复称县的时间，应在1185年，即从并县（1173年）至析复再称县，共为时12年。这与绍兴年间的第一次并、复的时长为13年，大体相同。是比较合乎情理的。试想，若按志载1175年便复县，间隔只有2年时间，那就是刚合并就析复，徒劳得不可思议。其错因，很可能是在修志时从旧县志上照搬过来所致。因为旧县志错处相对较多。例如，旧志对绍兴年间的第一次并县与复县的表述为：“仁宗时，邑罹慌乱，人户仅百余，不堪置令，议改为镇”。就误将宋高宗说成宋仁宗。 古人修志因受诸多因素限制，难以做到处处精准。有点瑕疵，在所难免。故而后人在崇仰先贤贡献之功的同时，也不能一概虔信盲从，致使误谬流传。笔者此质疑当否，祈望引出同仁们的高见。
住址：安徽省来安三中 邮编：239200 电话：1309332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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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