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 灵 人 杰 说 家 风

周元桂

风 灵 人 杰 说 家 风
周元桂

家风，是指家庭成员由道德准则陪养成的品行、习惯、作风等之蔚然风气。良好的家风是熏育儿女及后世子孙必要的人文伦理环境。古人追求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即“耕读传家”之家风。追求者总是祈望家风能长久传承下去，作为标记血缘与骄傲的符号。家风内容不一而足，其精髓大多是突出一个“德”字。古今有识之士概莫能外。
清人郑板桥，52岁方得子，因公务忙，将幼子托付堂弟养教。他在家书中写道：“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为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所谓“好人”，即品格高尚清正的人。郑板桥家书中的爱子指要，显示出他育子之道卓尔不凡。著名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的父亲，临终前留给儿子的遗嘱是：“做官即不许发财。”吉鸿昌把这七个字烧制在细瓷饭碗上，发给全军团以上干部，以便他们每日三餐“三省吾身”。从而在其部队里，形成一股廉正抗日的顽强作风。使吉老爷子所立家风一时传为美谈。
有良好家风家教的子女，其优良品素不仅显示于凡常，还能于大节处一显灿光。如毛岸英积极投身于抗美援朝前线，在他不幸牺牲后，毛泽东虽悲痛但不懊悔地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此乃惊天地而泣鬼神之高亮家风，产生了举世崇敬之影响。家风的具体存在形式为家规、家训等。“规”与“训”乃宏观指要，其培育的方式方法，主要靠知书明理，使儿孙信守规训而自悟自律。如此，往往能演绎出某一特定的家风折射，而引起轰动效应。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就是典型一例。清初文华殿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张英，在回复家人的家书中，以四句诗令家人让出隔墙的三尺地身，给与张家争夺的吴姓邻居。事虽凡常，却震撼人心300多年。显然，一个“让”字和“居高不强势”这两点，已成为张英家风之主要特征。笔者听桐城籍的大学同学说，2008年2月的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桐城视察，在与讲解员谈到六尺巷时，吴仪风趣地说：“我知道六尺巷的故事，那时的吴家做得不太好。”吴家今人评说吴家古人，引起笑声一片。进入六尺巷，吴仪看得非常仔细。临别时，她很严肃地说：“六尺巷的故事告诉世人，要大度做人，克己处事。”此说，乃对张英家风之有力倡导。足见了张氏这一家风影响之大，亦乃今人道德修养所应遵守的涵养准则。
家风不外乎赖两种方式以促成：一是祖上的显赫人物，当初制定了家规、家训，如《孔氏家语》、《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等，通过后人恒守传承，而蔚成风气。如包公家训为：“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监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祖坟地）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如此直白的严训，对后世子孙的律束力可想而知，都必将端端然信守传承，而形成包氏纯正的家风、族风。笔者家族坟地的所有坟墓都不置坟帽而延续300多年，族人至今仍从意笃笃。这一故俗即属此类硬性家规。二是现实家庭中的权威性家长之言传身教，所垂范默化成的意愿式家风。如孝顺、厚道、勤劳、节俭、善良、尊老爱幼等。通常权威家长为祖父、父亲，如巴金小说《家》中的高老太爷。但也有家长为女性长者，如《红楼梦》中的贾母，杨门女将中的佘老太君等。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太学、书院和私塾中的老师，都乃优良家风形成的文墨雕塑者。如北宋理学家程颐为宋哲宗赵煦的老师。十岁继位的赵煦一天上课时，偶尔折了一枝柳条玩，程颐立刻正色道：“春季万物生长，乃天演地应之萌动，护卫之，即为顺从天意，这如同顺从父母尊长而尽孝一样。你随意攀折，伤了天地和气，乃不尊不孝也！”赵煦只好悻悻然把柳条丢弃。程颐这一说教，旨在培养小皇帝能明乎孝道！笔者没有读过私塾，听父亲说当年民间的塾师，都乃推规助训之传道者。
家风是一种默默而顽强的传递，是一种不惧世事沧桑，不具艰难险阻而对美好德行的坚守。淳正的家风，能使子女形成积极向上的进取动力。是否能形成良好家风，无关家庭贫富，亦无关父母的文化程度，而是与父母德行素养的熏陶密切相关。城市的知识分子家庭，也可能在教育子女方面出现偏差，而农民家庭，却可能培养出品德优良的子女。因为通常后者有着良好的家风，子女有教养。
如今很多人远离家乡外出打工、生活，家庭成员天各一方。许多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谈不上有良好家风熏陶他们，对孩子们的成长极为不利。更兼如今世风浮躁，物欲横流，红尘“雾霾”不同程度的污染每个家庭，人心存在着道德危机，难以形成端良的家风。此乃中国传统的亲缘文化走向衰落而留给国人的一大憾事！篇终，不揣冒昧慨然一呼：“家风”归来兮，教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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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孤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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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传书只为墙，让人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