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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涛微茫“信”难求
周 元 桂
信任、信用、信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也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人格标杆,国人自古对此尤为看重。然而,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甚至扭曲。典型的表现是人生观、信义观都负面成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向,导致人际之间互不能开诚置信:平时,若有陌生人叩门,总是悚然戒备,不敢开门;对陌生的电话也以凶诡视之,不敢接,唯恐被诈骗。一度,因一些商家丧失“信”德,所酿成的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做好人好事的风气日下,以至出现老人摔倒没人敢扶救;五花八门的坑蒙诈骗现象甚嚣尘上,让人防不胜防。这种种邪情乱象,善良的人们不堪其扰,也不无愁忧,传统的“诚信”美德不堪其辱!
诚信,乃厚德之宗要,诚信,是用金钱都买不到的人格魅力。对个人而言,诚信是一种品质,一种责任,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对集体而言,诚信是声誉,是财富,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对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对家庭而言,诚信是家规、家教的灵魂所在。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曾说,为人要诚,“从不妄语始”。“妄语”即假话,不诚信。佛教最忌妄语,把其列为十恶之一。《吕氏春秋》中把“信”强调得精辟透彻:“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君臣不信,百姓诽谤社稷不宁;赏罚不信,民易犯法不可使命;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古人认为,“非诚信百事不满也。”故而,古代关于守信的感人事例举不胜举,有些典例惊天地泣鬼神。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一个叫刘平的人带着老母逃难。一天他把老母藏在隐蔽处,自己去找吃的,不幸被一伙饿贼抓住,要把他杀而煮之以充饥。他乞求饿贼让他先回去,为老母找到吃的填饱肚子以尽孝心之后,自己立即回来。群贼见他有如此孝心,便放他回去。刘平找到吃的并伺侯老母吃饱之后,便拜别母亲,践诺而回到饿贼中。众贼见刘平信信然不食言而回,非但没有伤害他,还恭恭敬敬地将他送走。
明末的袁崇焕是位岳飞式的英雄将领,却被中了关外清军离间计的崇祯皇帝以叛国投敌罪误杀掉。真像大白之后,百姓对袁大将军崇仰以祀。当时有一佘姓义士,誓言从自己始,要世世代代为袁崇焕守护墓园。于是,代代相传,信守了数百年。传至“幼”字辈无男丁,佘幼芝女士为了祖训不失传失信,她一如旧制地为袁崇焕陵墓守护了数十年。前不久,已70多岁的佘幼芝还信誓震耳地向记者表白:义守袁墓之事,实际是恒守佘家“诚信”之家训,佘家后人会世世以此为荣,以张正义。
近代以来,民间同样出现了一些主动为某革命烈士、某抗日英烈践诺守护陵墓并持恒信守的感人故事。如今,诚信的故事同样也不乏其例。例如,一位欠了巨债的生意人,不幸猝死,其做小本生意的妻子,诺夫债而辛辛然筹资,逐步如数还清了夫债;还有一位癌症患者,自感将不久于人世,他首要的心愿就是要在有生之年还清欠债。于是便千方百计、争分夺秒,既赚且筹地积够了资金,终得亲手如数归还了欠资,实现了自己“死了才瞑目”的心愿。
当然,如今不诚信、尔虞我诈的现象也广广然存在。一度时期,一些生产者、经营者为获取更大的利润而罔顾他人健康安全之恶性事故曾频频发生:假酒致死人命、伪劣奶粉致婴儿畸残、工厂排污危害居民健康等,不一而足,都乃践踏诚信,罔顾民利民生的恶劣行径。贪官,乃最突出的不诚信者,他们既违背了入党誓言,又亵渎了就职演说辞——巧取阴得地敛财,粉饰伪装地升官。他们既对党、对人民失信,又使群众对政府、对官员失去信任。而党纪国法对如此不良官员们的执纪执法可从不失信——让他们丢官、入囹圄。某种程度上说,信用度的高低,标志着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失信即失德,一旦成为风气,即社会文明和人的精神境界之倒退,也是经济发展之隐蔽性羁绊。可见“不诚信”之恶,十分凶险!万不可等闲视之。
值得一提的是,诚信教育必须从孩子抓起,家长、老师们对此要做到言传谆谆、启蒙得法,身教于潜移默化之中。尤其是身教,可正可负,稍不着意,有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故而,平时大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都要律而正之。大人们要求孩子守信,自己必须做到从不失信。《韩非子》里有一则故事,大意说:曾子妻子为哄小儿子不要哭闹,许诺孩子说,只要你不哭,我上街回来给你杀猪吃。儿子当真,回家甜蜜地等待着。当曾妻从街上回来时,见曾子正在磨刀将要杀一旁捆绑好了的猪,她疾步上前抓住曾子的手说:“你发疯了!我说杀猪是哄孩子别哭闹的,你怎么当真呢?”曾子则一脸认真地说,你这样说话不算话,就等于教孩子学会撒谎。须知,使孩子亏了“信”德,是天大的损失。说罢,便挥刀宰了猪。做父母、师长的就应像曾子这样,注意对孩子的守信教育。理念昭昭,道莫大焉!忽视此道,过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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