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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天空朝阳 于 2016-6-15 08:54 编辑
忠臣奸臣都乃皇帝所塑
周 元 桂
古之朝臣,因百姓的爱憎而有忠奸之别。通常,忠臣既忠于皇帝也忠于百姓,而奸臣对上只是顺从皇帝,对下则是践民、索民乃至害民,他们只是忠于自己。某种程度而言,臣之忠与奸都是皇帝塑造出来的,因为大臣们都迫于皇上的绝对权威,而必须削足适履式绝对服从,这其中敢于为国为民而谔谔然坚持正义者,谓之忠臣,那些违心地顺从皇帝哪怕是祸国殃民的事也唯唯诺诺者,谓之奸臣。
历史上的忠臣最典型的人物要数魏征、包拯、岳飞、海瑞。臭名昭著的奸臣要数杨国忠、蔡京、秦桧、贾似道、严嵩。魏征所对应的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由于唐太宗虚怀大度,诚以纳谏、尊重下属,才有魏征著名的“三镜”式开诚忠言层出。臣谏君纳都不存芥蒂,都视苦口良言能切弊甜心,醒帝又芳臣。如此,才有明君与智勇忠臣之相得益彰、交相辉映而成千古绝配。其实,唐太宗所塑造的忠臣是多元多角的,其时还有善谋、善策又善政之宰相级人物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他们各有特长,君臣互补而联袂生威,可谓“龙虎风云会”也!从而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及其所产生的初唐盛世。设若上述诸重臣遇到的皇帝是太宗之子李治(高宗),则不可能塑造出济济一廷的贤相能臣(只能出现取帝位而代之的武则天),即便是一些开国皇帝,相比李世民也遥相逊色也!
北宋皇帝中除末期的宋徽宗之外,都比较开明规正。尤其是宋仁宗赵祯,是历史上少见的德明仁厚之君(其被谥庙号为“仁”宗乃名副其实),他在位42年(为宋帝中在位时间最长者),举国谐安祥和,政治开明,朝风淳正,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尤其是文化方面最为突出。文臣中,贤相、能臣、文坛盟主、大文豪、大史家都文厚德高,赫赫然、济济然星光璀璨:范仲淹、包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交辉得气冲霄宇!如此多的星斗式人物,只有赵祯这位仁德之君才能涵养塑造——他们都乃42年的宽松盛世环境所润色出来的精英。
宋徽宗是个绘画和书法都超一流人物,但却是个不入流的皇帝。他在位25年,无建树,庸朝政,不务正业,志趣渐荒唐。因他爱石成癖,大兴“花石纲”苦役,劳民伤财。玩物丧德,世风日下,国趋衰而民趋贫,百姓怨声载道,逼出了宋江、方腊两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而宋徽宗依旧醉生梦死,疏政养奸,寻欢作乐,竟不顾忌身份迷恋上京城名妓(李师师)。国力每况愈下,百姓渐不聊生,从而使奸佞叠出——蔡京、童贯、高俅……尤以蔡京为著。直到金国厉兵秣马、虎视眈眈,欲南犯而致宋廷岌岌可危时,宋徽宗才匆匆禅位予其子赵桓(钦宗)。钦宗一方面勉强应付局变,一方面为稳定民心而将奸相蔡京革职问罪,远囚他乡。沿途蔡京所到之处,民皆愤诟之,且百姓都拒绝他的乞食而致其饿死。不久金兵长驱直入汴京,掳走了徽、钦二帝,远囚北国,受尽践辱,苟且偷生,北宋告亡。应该说这一结局,根源于宋徽宗及其所塑造的奸佞蔡京之流的昏佞配合,而相得益败所致。
名奸秦桧乃状元出身,年轻时也曾有过爱国之心、正义之为。只是到了南宋初年,不幸面对的皇帝是庸懦的宋高宗赵构,而被其塑造成奸佞品质,从而殃民误国。赵构因担心一旦收复北方的失地而完壁复国,其父兄归来,自己这个临时凑合而名不正言不顺的皇帝就干不成了,故不想北伐逐金,只想以重金向金国求和——以淮河为界偏安于南中国的半壁江山。秦桧看准了高宗这一不可告人的心事,便投其所好高调主和。而以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派,一心想北伐驱金复国而有悖于赵构的主张,且呈“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之势,终为赵构所不容。加上秦桧的助纣为虐,推波助澜,高宗终于囚禁了岳飞,秦桧又投井下石,直至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父子等忠臣良将。宋高宗不愿北伐复国之阴暗心理,不仅顺塑了秦桧之奸佞,也逆塑了岳飞之赤忠。
无独有偶,南宋后期的宋理宗与宋徽宗一样,也是个昏庸的主儿,他为帝40年被外忧内患折腾得只有招架的份儿。其贾贵妃之弟贾似道,被理宗涵养得位高权重,势压朝野,乱朝纲,激民怨,主和赔款而祸国。晚年的贾似道更加无恶不作,终日欲海淫天地寻欢取乐,广集民女,歌舞艳游。京剧《李惠娘》中的李惠娘,在与众姬同陪贾似道游西湖时,因她偶向邻舟上的书生相视一笑,便被贾似道戳杀惨死。恶有恶报,后来贾似道被宋恭帝革职囚送归里,沿途频遭解差们暴晒、毒打、诟辱,至奄奄一息时,被押送武官郑虎臣用锤砸死。其情状与当年蔡京的下场何其相似。
明嘉靖是个昏庸得神神道的废物似的皇帝,他一心想长生不老,迷道求丹,不问朝政。从而塑造出大奸臣严嵩,但也反塑造出忧国忧民的大忠臣海瑞。被百姓称为“海青天”的海瑞,曾抬着棺材面见嘉靖,大义凛然地上疏强谏,终被罢了官。对海瑞而言,却是虽罢犹荣之忠于国忠于民的结局。想不到近500年之后,被“四人帮”干将姚文元利用《海瑞罢官》含沙射影地兴风作浪了一阵,姚氏成了现代的奸臣。
“人之初,性本善”。臣之忠奸并非与生俱来,大多是后天的政治环境薰染和皇帝的塑造而形成。最有说服力的是隋唐时期的裴矩,其在隋朝时是有名的奸佞之臣,而入唐朝后他却变成了个大忠臣。唐太宗经常这样表扬他:“在位敢于力争,且每有卓见。”裴矩缘何会发生逆变?大史学家司马光认为,“君主贤明则臣下敢直言,君主专横则讨厌听人揭短”。隋焬帝属于后者,大臣们只能以顺从来献媚逢迎,久之便成了奸佞之臣。唐太宗喜欢听直说逆耳之言,大臣们都愿说敢谏,久之便成为忠贞不二的贤臣。可见帝王的用人之道如何,无形中在塑造大臣们禀性和品素的优(忠)劣(奸)。而唐玄宗“开元”的30年,开明慧能,雄心勃勃欲中兴大唐,相继塑造了贤相姚崇、宋璟、张说,致出现盛唐时段。“天宝”的15年,因迷恋杨贵妃而渐疏朝政,则塑造出李林甫、杨国忠两位著名的奸相,国势迅速颓败,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
国以人才兴,朝以贤能昌。齐桓公得管仲,首霸七雄;燕昭王起用乐毅,击败强齐;汉高祖慧眼识贤能——重用了萧何、韩信、张良而得天下;刘备三次恭请诸葛亮而得能三分天下以立蜀,无一不是人才的作用发挥。而现今的领导干部们并非都明乎此道,少数人的无知之说,就足以证明。10年前就有一位部门的头头,多次在例会上无限权威地对着近百位下属们讲:“你能造原子弹,我不用你!”显然,他是在警告下属中敢于直言的谔谔者,培养绝对媚从的诺诺者。如此领导,既不善领又不善导,还自鸣得意地振振有词显权卖威,既可笑又可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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