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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叫做“代代相传，定期普修”。而今，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20年一修。就全国而言，截至2020年将是第二轮修志结束，第三轮修志开始，由于各地进度不一，许多地方将会提前进入第三轮修志。总之，上轮修志结束之日，便是下轮修志开始之时。 历史上开局修志，准备工作很多，如组织准备、人员准备、资料准备、理论准备等等。其中理论准备很重要，就是说要弄清楚我们将修成什么样的志书？一般来说，连续修志，第一本是创修志书，接下来便续修或重修。续修和重修的不同之处，即是续修是以前志所止之年为上限，重修是不受这个约束的，但两者都要求详近略远，只不过重修要求历史资料更为丰富。古人对于重修较为慎重，或是因为相隔时间太久，或是因为前志错误过多，否则是不会轻易重修的。第三轮修志，仍然是以续志为多。 然而，二轮修志最大的问题在于对续志的误判。例如，有人说：续志就是“断代志”，“前志已载，后志不录”。正是由于把续志视为“断代志”，纪事依上限“一刀切”，使得有些志书编纂走进了误区，形成了许多困惑和尴尬。例如，建置沿革，它是志书固有门类，肯定是统合古今的，载还是不载？地理环境，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你怎么依照断限“一刀切”？黎锦熙说：“地质一门，探及岩层，叙其演变，须从其朔，则谓之断自‘无始’之时可也。”请问这又怎么能按断限处之？还有民俗，是历史长河中反复出现的民俗事象，你怎么去断？如果真的按上限“一刀切”，志书中的历史沿革没有了，历史人物没有了，方言民俗没有了，历史特点没有了，地方掌故没有了……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还是地方志吗？ 笔者认为，所谓续志，它是承接前志所编的新志，并非是什么“断代志”，如同断代史那样依上限“一刀切”。它既要续新，又要续旧。为了续新，故把收录的重点放在时限之内；而续旧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保留一邑的文脉、史脉。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续志不失“一方全史”之品格。旧时的续志，五花八门，未能形成相对统一的体式，其中最受关注的做法便是不更改前志篇目，刻前志史料于前，续新史料于后，充其量新增“补遗”与“纠误”两个门类。如清朝后期，曾国荃在山西主持修志就采用了这种办法，瞿宣颖称赞这种办法“类简而易行”，可以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应当看到这种办法只适用于社会发展缓慢的时代，不适于今天，更不适用于明天。所以，在二轮修志中，各地无不从实际出发，另起炉灶，拟制新的续志篇目。其实，地方志的上限历来是模糊的，从不排斥旧史料入志，从当下发展趋势来看，续志也用不着各个门类都从头再来，大量复抄前志，只要保留下一邑文脉、史脉即可。 如何在续志中保留一邑之文脉、史脉呢？从笔者近10多年的修志实践来看，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走厚植人文之道。 传统的方志，人们都爱看，原因就是人文的东西占绝对优势，堪称“文化之志”。20世纪80年代发起的新方志编纂，正值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开发热火朝天，经济资料在志书中大幅度增加，这是时代使然，无可非议。然而，伴随着经济资料的增多，人文资料便从志书的中心地位向后撤退，特别是到了二轮修志，又有人把续志视为“断代志”，说什么“前志已载，后志不录”，记事依上限“一刀切”，又使人文资料滑到了可怜的边缘，在有些续志中，地方历史文化无存，如同数年年鉴的综合，这不能不说是“方志之忧”了。文脉也好，史脉也好，都是离不开人文资料的。 那么又如何实现厚植人文呢？从二轮修志实践来看，主要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 第一，设置“史略”。 对于续志的体例安排，20世纪90年代讨论续志体例时，笔者曾经著文提出在续志中增设“史略”，简要地记述有史以来至续志上限政区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全书形成“纵述历史、横陈现状”格局。笔者所以对续志的结构有此设想，主要是受以下一些史志地情类书籍的影响和启示： 一是《台湾通志稿》。是书在卷首就设置了“史略”，下设传疑、古代史迹、近代史迹等3个部分。传疑部分未设条目；古代史迹部分分设：流求诸说、闽海经略及早期倭祸等两目；近代史迹部分分设：荷西侵略、明郑建国始末、清代之开发、日本之经营(实际是霸占）。读后可使粗领台湾历史之全貌。《台湾通志稿》全书除卷首外，共设10志：即土地志、人民志、政事志、经济志、教育志、学艺志、人物志、同胄志、革命志、光复志。每个大类之下，设置若干篇，内容丰富，结构严谨，与旧志相比，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现代性。 二是《德国概况》。欧美国家虽无方志，但却流行与方志内容结构类似的著述，即有分类记述历史和国情、地情的书籍。《德国概况》总分12个门类：地理与人口、德国各联邦州、历史、国家、宪法与法制、国家与公民、德国在世界上、经济、经济部门、社会市场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教育与科学、文化生活。在“历史”门类之下，设有两个部分：1945年前德国历史基本线索、1945年迄今的历史。前部分设有13个条目：中世纪全盛时期、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宗教分裂时代、专制主义时代、法国大革命时代、德意志联邦、1848年革命、普鲁士的兴起、俾斯麦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国家社会主义专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后部分也设有13个条目：1945年后的历史定向、化干戈为玉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通过西方一体化和欧洲的谅解确保安全、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森严壁垒的情况下仍坚持两个德国的对话、“导弹之争”、反对缓和政策、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衰亡至德国统一、打成一片的德国、德国经济统一、国际合作的重点、在通往欧洲联盟的道路上、任务：确保所在地、消除人际隔阂。读完《德国概况》中“历史”部分，仿佛感受到眼前是一座历史与现实之桥的基石。 三是《紫阳县志》。全书25卷，卷一为“县史述要”，下设5章，章下无节，直接分置50个条目。尽管《紫阳县志·史略》在材料取舍和写作技巧上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基本上是成功的，是一次有益的大胆的尝试。 以上三书对历史门类的安排，既可以使人们对重大事件保持清醒的回忆，又可以从年淹岁远的历史陈迹中，寻求指导现实生活的智慧和力量，寻找治国安邦的妙计良方。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不了解过去，就无法了解现时。如果在续志中增设“史略”一门(或置于卷首)，肯定会给续志出彩。为此，笔者在参编《义乌市志》中，利用修改篇目之机，在卷首设置了“义乌史略”，即把义乌的历史发展分为4个时期：置县以前、秦汉至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今。出版前有人又将4个历史时期改成6个历史时期，标题改为“史事纪略”，但内容未变。由于“义乌史略”（“史事纪略”）成功地保留了义乌的文脉和史脉，这样全书各个门类，根据记述的需要，收录重点放在限内，再无断章之虑。笔者以为这种做法，是史志结合新体例的有益尝试。江苏《高淳县志》也设置了“高淳史略”同样获得成功。由于设置“史略”，给志书展现了一条清晰的史脉。 第二，激活“丛谈”。“丛谈”原本就是志书的一个门类，或记人物轶事，或记历史事件，考辨摭记，以资助谈。如明代史学家谈迁在撰写《海昌外志》（按：海昌即海宁的古地名）之时，把全书分为8卷：即舆地、食货、职官、建置、选举、人物、丛谈、艺文等，其中就有独立的丛谈门类。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为革新志体，倡导“立三书”，即一部志书内由“志”“掌故”“文征”三部分组成，后来“三书”之外又设“丛谈”，收录琐事畸言。张树荣在《章实斋方志论文集·序》中评说“三书而外，有丛谈者，此前人志书多之，惟与章氏定名稍异，盖记志事无经纶，而资谈助者，稗官小说之遗义也”。可见，在传统志书中，“丛谈”是作为门类而存在的。然而，“丛谈”门类设置在新志编纂中几乎被遗忘了。 笔者在参编《合肥市志》之初，因为在卷首增设“合肥史略”没有得到合肥市地方志办公室所接受，为了在续志中保存合肥的文脉和史脉，笔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当时笔者想可否设置专篇来记述这方面内容，后来笔者想起了激活“丛谈”。为此，笔者决定选出5位代表性的合肥历史人物，即杨行密、包拯、李鸿章、刘铭传、段祺瑞，记其有关史事，冠以“合肥丛谈”，作为传承文脉的载体。笔者并把这么做的好处概括成三句话：补前志记述之不足，彰显合肥文化精神，存地方史志研究之成果。得到市地方志办公室同仁的一致赞成。 对于“合肥丛谈”实行定人定题，“吴王事略”由笔者执笔，“包公文化”拟请程如峰撰写，“李鸿章与淮军创建”由翁飞承担，“刘铭传轶事”与“段祺瑞纪闻”由马骐负责，最后由笔者总纂定稿。由于执笔者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故文稿质量较好，受到普遍赞赏。后来，《庐阳区志》《凤阳县志》《滁州市志》《绩溪县志》《当涂县志》《砀山县志》等一批由笔者指导的志书竞相设置“丛谈”。“丛谈”的设置无疑有助于在续志中保留文脉、史脉。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正确的道路是这样的，吸取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设置“丛谈”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往前走，只要运用得当，实际上为新志增添一座资料仓库。传统中有很多好的东西，但这些好的东西需要现代社会重新激活。 第三，增设艺文。在传统的志书中，普遍设有“艺文志”。“艺文志”源于中国纪传体的史书，后为方志所汲纳，成为独立门类，其内容有三：①书目（即著述目录）；②金石（石刻、碑文）；③诗文选录。有“人文资料仓库”之称。因为艺文志可读性强，资料价值高，为古代纂志者所重视，特别是著述目录，堪称本邑文化之根。一轮修志对此没有强调，所设者寥若晨星，多数是因为嫌繁而却步。二轮修志这种状况也未有多大改变。在二轮志书中，《肥东县志》为了保留文脉、史脉设置了艺文，其内容包括：著述书目/碑记·墓志·谱序·史考/诗文辑录。透过艺文，我们可以对肥东一邑之人文传统，有个大体了解。 第四，广收人物。在传统的志书中，人物所占的比例很大，故有“方志半人物”之说。首轮志书均设有人物部类，统合古今，但其比例大减。二轮修志，受所谓“断代志”说法的影响，“前志已载，后志不录”，为此在人物收录上出现尴尬局面，若不收前志已载的历史人物，入传人物太少，将与“人杰地灵”无缘，若收录前志已载的历史人物，突破“上限”，又是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有个县因近20年来，尚无可入传的人物去世，干脆取消了人物传记。可见，理论上的误导，害人不浅。但是，二轮修志中，有不少地方正确领悟了续志的含义，依然继承传统，广收人物，古今并蓄。如《肥东县志》人物篇下设3章：①人物传略；②人物简介；③人物表。总收人物4789人，计317页，占全书正文部分18%。山西《朔城区志》，不仅为符合入传条件的限内已故人物立传，还大批选录前志入传人物，并且注意做到常记常新。其中人物传收录已故人物197人，人物录（人物简介）收在世人物82人，各种表格载人物姓名1195人，人物编总计收录人物1474人，计110页。可以说，几乎做到只要有一德可采、一支独步、一事特立都尽量收录，比较好地发扬方志重视人物的传统，彰显了朔城的人杰地灵。孰知人物是最能体现人文精神的。 除此而外，还有的采取大事记统贯古今，有的采取充实附录，千方百计厚植人文，彰显本地的文脉、史脉。 总之，一部合格的续志，必须保留一邑之文脉、史脉，而厚植人文是必由之路，以上所说的四点探索，在第三轮志书的总体设计中必须加以思考和借鉴的。 有人垂问于笔者，三轮修志的发展趋势会怎样？笔者对未来方志与方志工作的发展趋势有以下八点思考： ①展望第三轮修志，编修续志依然为多，亦有少数地方采取重修。 ②志书中史的内容将有所增加，加之处于创新时代，体例量变加快，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史志结合体。 ③随着大部制改革，直接影响志书的分类，大篇体式的志书可能占优势。 ④“十三五”及限内五年规划目标将成为志书所关注的内容。 ⑤政党、政府篇（章）不再是立足日常工作，而是着重记述政党、政府自身发展的历史。 ⑥村镇志将成为方志发展的新领域。 ⑦专家修志将会突凸显，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些门类已找不着承编单位，必然依靠专家撰稿。 ⑧志书的数字化势在必行，“三库一平台”将会普遍推开。 （安徽省政协 欧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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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