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城“寺巷”资历深 周 元 桂 寺巷,是来安县人所共知的街巷。它位于来城建阳中路西侧,顾名思义,此巷是因靠近古寺庙而得名。然而,这座寺庙 姓甚名 谁呢?知之者恐怕不多。 据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重校的《来安县志•营建志•坛庙》中记载,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曾在此巷附近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佛寺,寺内“恭设龙亭,为三大节朝贺所”。按旧县志中的《县城图》对照,此佛寺应是今来安县实验小学所在地,时人为该寺起名“吉祥寺”。来安明代进士郝孔昭,在《重修吉祥寺记》开篇的一段写道:“寺有吉祥,从来远矣,地在县治(县政府,古称县衙)后稍偏西北隅。邑之龙脉实钟之,万岁呈碑巍峙其中。朝之仪胥此习焉,亦地方之胜概也。”由此可知,我县古县衙,应位于今鼓楼西街与实验小学南之间偏东处。 又据巜来安志•與地志•形势》称:“吉祥寺前古井,大旱不竭。亭午日影射入,光若琉璃,故名琉璃井”。据说,井水充沛甘冽,居民喜而吉之。按图索骥可知,该井约位于今寺巷北侧近东端处。这琉璃井乃古来安十大景观之一(城内之唯一),井与吉祥寺联袂成来城的一道风景线,是政府官员和骚人墨客们赏吟的好去处。据说古来安县衙径庭两边的门柱上,总是恒呈着一副楹联:“井耀琉璃昭日月,寺沐吉祥安乾坤”。联意不仅反映了县官们仗吉自安的心态,也暗示了他们贤能兼备,治理有方。邑人趋吉而傍居之,于是形成了一条“苗条”的街巷,即“寺巷”是也。 值得一提的是,佛寺以“吉祥“命名,是由于其时的吉祥地和吉祥事之双吉决定的。道光版“来安县志”载,古来安县的旧治原在城北瓦砾岗(今瓦岗)上,绍兴18年(1148年),始南移至今治(现今的老城址)。那么,其时城址为何要南移呢?这与古人相信地脉风水的祥祸理念有关。《重建吉祥寺记》中说,建寺处是“邑龙脉实钟之”。即吉祥寺位于南移后新城址的西北隅,即“小西门”旁(“龙脉上”)。此乃一吉也。其二是,古来安北境有座苟孝子(苟与龄)母亲之墓。因苟与龄在母墓旁结庐守孝三年,终于感动了上苍,母墓上长出紫色灵芝19株,时人视为大,是天降的祥瑞之兆。于是苟与龄受到宋徽宗的旌表(标彰)一一赠匾、立碑、建碑坊。于是,其时的来安百姓俱沉浸在祥欢的氛围中。既然双吉叠瑞,故而寺名非“吉祥”二字莫属。 这样一来,吉祥寺、琉璃井、县衙、寺巷,因傍吉地而相互辉映,呈现出一派幽深秘雅的景象。百姓安居,官吏逍遙。巜来县志•文艺志》中收录了明家嘉靖十七年(1538年)滁州同知(相当于今市长助理)兼来安知县王梅的巜县署即事》诗一首:“我爱来安县,浑然太古余。 居人尽茅屋,长吏有柴车。 里巷闻弦诵,山溪见佃渔。 疏慵更何事,高枕午窗虚。”长吏,指知县自己;柴车,指粗简的车子。百姓各有各的事,勉强度日,却也知足开心。故而,我坐衙无所事事,落得个轻松休闲。明朝的嘉靖皇帝,后期炼丹求不死药,荒疏朝政,底层的县官,难免会有这种图安逸不理政的德性。嘉靖之后,国势每况愈下,在位48年的万历帝,后期30年不上朝,在后宫寻欢取乐。上行下效,底层县官们更是以好逸恶劳为乐事。明天启年间的来安知县尹梦壁就是一例。这从他的《憩吉祥寺》诗可略见一斑:“暂于琴署谢尘缘,投体空林一问禅……世味从来尝不尽,只应邻井吸芳泉”。尹知县因为政轻闲,常到吉祥寺弹琴、问禅,累了就到邻近的琉璃井取甘冽的井水痛饮。可见在明代任知县,是件轻松快活的美差事。而任清朝的县官,则恰与之相反。有史家说,清代的知县最难当,是件苦差事(尤其是康雍乾时期),朝廷严令知县们要恪尽职守,勤政益民,有疏政误民者,严惩不贷。故有清一朝,来安县从无知县留下悠闲享乐的诗章。 上世纪末的寺巷,还是窄窄的“通人巷”,如今已被开发为“来安县寺巷再就业美食一条街”。路面坦阔,酒家比肩邻列,店铺鳞次争胜。由于禁止机动车通行,显得幽静古雅,适宜漫步观赏。虽不再听到古吉祥寺的钟声禅韵,但巷内的氛围亦能激发顾客几分古意幽情,仍不失为遣兴怡神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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