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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到无声胜有声 来安三中 周元桂 妻病故已20周年了.铭心刻骨的印象,20年也宛然如昨。尤其是在妻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之后，揪心的事更是历历敏在，一直横梗于脑际，冰凝于心头。 妻是出了名的善良、诚厚、热情、有爱心的女人。她与人交往总是开诚以待，热情勃勃。在家里，两个儿子和我就是她精力的全部内容。在那火辣辣的年代里——1963年我离开大学校门走进中学校门，一心扑在教书育人上。因为那是“干革命”，我殚精竭虑地忘我工作，家务琐事都落在妻的肩上。她也是教师，终日忙不胜忙，而她却无厌无悔。直到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她才稍稍歇口气。1990年大儿子毕业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小儿子考进中科院读硕研，家况刚稍有好转。偏偏在此时妻罹患了恶症（专家断言她只有三个月的存活期）。天大的不幸，竞来得迅雷不及掩耳，可谓灭顶之灾。我五内俱焚，精神近乎崩溃，。我是个表面严肃而内心脆弱的人，嘴上从未对妻说过一声“爱”，而内心却扎扎实实地爱着她。总是想待孩子都成家立业后，一定与她夫唱妇随地玩玩乐乐，岂料上帝却不给这种机会。其时，我最想做的是两件事：一是抱抱她、背背她（因为怕失去她）；二是偷着哭（因为我们没有向她讲其病之性恶）。 妻的病发现在暑假期间，大人小孩都休假在家，她竞不肯外出治病，因为她最看重这小家庭的天伦之乐。在我的强迫之下，她才选择了去省城就医，并暂住在中国科技大学小儿子的宿舍内（这对她是一种慰藉）。治病之痛楚使妻日渐虚衰，后景残酷之惧惮在我心中日益梗聚。一天，我想泄泪放松一下。旁晚，我把妻安顿睡下之后便和小儿子到科大校园一僻静之处，刚坐下我便涕泪滂沱，放声恸哭。儿子从背后搂着我的腰也放声痛哭。此哭，既痛苦又痛快。下半夜当我们往回走时，竞吃惊地发现妻站在路边。原来，她根本没有睡，出来找我们找到现在。其原因是她见外面刮风了（风较小），怕我们睡沉了会着凉。看她那虚弱而疲惫的形态，我怨怜交织。 一天下午，我带她去包河公园游玩。正赶上包河涨水，水泥桥没于水下近尺深，怕妻受凉，趁机背她过河。我故意慢慢蹚水，以图多背她一会。两个小时内，我找借口来回背她三趟，仍意犹未足。心里总在想：“以后就背不着你了！”她很开心，我却颜悦心苦。走在街上，我为她买件上衣，正要付钱时，她死活不让买。转悠一个多小时，她只买了两个小头发夹。我哭笑不得。我的凉鞋坏了，修鞋师傅在为我整修时，连续断两根机针，妻脱口言道：“看来我的病好不了！”我安慰她说：“不要迷信，这与你的病风马牛不相及！”她苦笑以对。其实我心里也毛森森的，就怕失去她。 一天晚上，我正在旅社房间内写日记，突然妻惊恐匆匆地推门而入，倚偎在我身边坐下，悸悸然说：“旁晚时，我同病室那位甘大姐突然病危，抢救无效死了。”说罢，便搂着我连声说“怕！”显然，她的怕既有胆小之怕，更有亡命之怕。她要我把她搂紧些，肢体语言告诉我，她怕像病友那样永远离去。我宽慰她说：“你的病与她有本质区别，怕什么？”其实，我比妻更怕。只是为又得到一次呵护妻的机会而暂时欣慰而已，一会，妻安祥地睡去，而我却难能入睡，心如刀割。我那不争气的泪水，湿透了妻的衣衫。受“怕永远失去她”的心理驱使，我悄悄地拔下她的两根头发以作纪念（至今还在）。 在我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学生精心安排下，八月底我带妻去上海寻求回天之术。坐的是从肥到沪的慢车，她很虚弱，一路上都是枕靠在我的身上，我身上被热出大片痱疹，我却因为能如此呵护照料她而心安理得。在沪仅一周时间便被沪医劝回本地治疗（已病入膏盲）。由于我们父子三人的全程陪护和科学照料，妻的心情较好，精神力量支撑她存活了大半年时间。 妻是1992年正月十五日晚上与我们永别的。她走了，带走了小家庭的特有温馨，带走了母爱，带走了她那小鸟依人的身影，而却没有带走我的泪水。所以我没有将妻的骨灰立即送回老家的家族墓地，而是暂厝在县南门一坟岗上，是为了方便我常去洒泪话凄凉，以寄托哀思。失妻之痛，使我形单躯弱，病魔开始纠缠我——我的食道、胃子、心脏相继出了毛病，并日趋频重。但每去妻坟前挥泪哀伤之后，症状便能缓解。一段时间，临坟之哭，几为灵药。 1999年，小儿子将要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我考虑趁他还未走，将他妈的骨灰移回老家墓地。迁坟那天，大儿子安排具体事宜，小儿子捧着骨灰盒，儿媳和五岁的小孙子拿着鲜花以及一些祭品，我写悼词。新坟竣立后，全家人肃穆相向，我读悼词以告慰亡灵。料想妻在天国应是有知的。墓虽远了，但我对妻的思念丝毫未减。我的心仍要向她呼唤，“魂兮归来！”。 | 
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