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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情思，难忘老团长 文/龙沙快雪（2014年8月1日） 今天，是我军建军87周年纪念节日，也是我自入伍后度过的第43个建军节。我曾在部队服役17年，虽然退役多年，但始终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兵，兵营情结永远难解。 每到建军节这一天，我自然就想到部队，想到战友，想到首长，想到自己在部队锻炼成长所走过的每一步，想到指导、帮助、关心我进步的老兵，老班长和可敬的师团营连排各级首长。 我不会忘记，在我从新兵连集训结束后，下到老兵连（团直机炮连）训练的第二天，老班长就把我由一名背82迫击炮座板的三炮手，调为背瞄准镜的一炮手（瞄准手）；我不会忘记，入伍第一年就赶上个林彪“九·一三事件”，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在塞上古长城27号阵地上，当老营长刘连生同志看到我别出心裁绘出的一幅炮兵防御射击实用简易图后，大加赞赏，当我面对我的连排长说：这个兵脑瓜好使，要好好培养。并在几天后的会议上，宣布给我营嘉奖一次，并任命我为代理副班长。战备结束下山后，在总结会上，又宣布给我营嘉奖一次。并于次年二月，把我作为“干部苗子”选送到沧州军教队培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这些表现，自始就进入了老团长林登位同志的视线。我在沧州培训时，他也在那里的干部队培训。当我的训练成绩被冠于五个团炮兵学员之首时，他进一步加深了对我的了解和器重。我从沧州集训返回连队后，团长亲临现场，看我班打炮。当时我还是一名副班长，当第一发炮弹偏离目标后，我没有再按班长下达的不正确口令执行，而是擅自按我的意见指挥各炮手修定射击诸元，结果后四发炮弹全部命中目标。而我的这些举动，却被细心的老团长“识破”。 第二天上午，连队通信员叫我去连部，说连长找我。我到连部后，连长杨润利同志开门见山地对我说：王正奎，把你的工作和八班长调换一下，你当班长，让你们班长当副班长。我一听，此事突然，也很别扭，当即表态不能接受。经连长杨润利和副指导员姚乐群两同志反复说服，我还是坚辞不受。连首长见此情况，只好向我交底说：这是营长决定的。此话刚出口，马上又补充说：营长也决定不了，是团长昨晚打电话通知营长，要把你和班长调换一下的。我一听，没辙了，只好勉为其难接受首长安排，当时那个思想压力呀，那真叫个大啊。 接下来，我肩上的担子还真加码了。团长把我班树为炮兵教学示范班，让我时常带着一门炮，在各种场合和气候环境中，为部队作示范教学表演。有时还让我戴上麦克风，一条电线从我的颈部一直牵扯到对面大榆树上的大喇叭。 记得1974年的初夏，我带部分战士留守独石口东栅子营房。一天，连部通知我去谈话。当时连队在距东栅子约90华里的云州执行营建任务。那时交通工具少，我只能骑上一匹军马，在近百里的山道上驰骋。到达连部后，指导员李文树同志让我坐在驻地老乡家的炕头上，对我说组织上决定要提我当排长。我一听，心又发毛了，赶紧说我年龄也不小了，还提什么干啊。嘴里说着，心里更在考虑，提干到时还不是回农村种地，不如早早回家结婚过日子。因为那时部队干部转业不安排工作，哪里来还哪里去。又是一翻拉锯后，指导员才向我交底说，团长那天来，特别交待说“王正奎这个同志一定要用起来”。我一听，又是团长关照，没辙了。 我当排长时，原82毫米口径迫击炮，换成了120毫米口径迫击炮，所以任职命令上我的职务是：120迫击炮排排长，任命时间是：1974年9月2日，这是我当兵的第四个年头。我当排长后，老团长仍然在关注我，每次全团炮兵实弹演习，我排必上。且每次开打前，老团长总要亲临我排阵地，只听他老远就高声问：王正奎来了没有。当他听我答到后，又说，来了就好，不来不要开炮。然后他又问，炮弹检查过了吗？我说都检查过了（顺便交待一下，所谓的检查炮弹，就是用一根缝衣针，逐一在待发射的炮弹表面刺探有无气孔，防止在炮膛里爆炸，此事必要真检实查，丝毫马虎不得，因为有过血的教训在先，而每次射击前的例行检查，几乎都是我必躬亲，而团长非得如此不放心）。到现在老团长的这句“王正奎不来不要开炮”的话，时常在我脑中响起，这是首长对我何等的信任啊。每忆此话，心潮澎湃，感激之情难以表达，永难忘怀。 我还记得，1977年我带领一个排，在独石口弹药库执勤。有一天，团长乘坐一辆北京吉普到弹药库视察，他下车后，我快步迎上前去敬了个军礼。首长与我握手后，把双手往身后一背说：走，看看弹药库，安全情况怎样？我一一作答后，首长很满意。当团长走到我排三门120迫击炮前，突然止步转身对我说：“听说你这次集训钻劲不小啊”，我记不清我是如何回答团长的。只记得团长又说：“听说了，钻劲不小，钻劲不小”这些都是老团长原话，绝无一字增删。 老团长夸我是有根据的。因为此前，我在赤城参加师教导队炮兵排长和指挥排长集训时，理论和实际操作考核成绩均获全师第一。记得集训期间，师参谋长去看实弹射击演习。当几门大炮架好后，却发现没有总指挥。教导队那名38军来的教员退缩，区队长摇手，现场出现尴尬局面。也记不清是哪位教导队领导突然提出，让王正奎指挥。我也记不清当时我推让了没有，只记得我立刻进入角色，从炮后使用方向盘快速测定炮目距离，下达射击诸元，标定射向，到快速检查每门炮的瞄准镜分划装定是否正确，水准气泡是否聚中，炮弹装药安装是否有误等。记得当时头脑异常清析，指挥有条不紊。在极短的时间内，炮弹出膛，直奔目标，取得五发四中的好成绩（第一发打远一点，第二发迅速修正），迎得在现场观摩的首长和战友一片赞扬声。以至多年后，当时在一起集训的两名排长（丁业恒，孟国珍）见到我还说：那时候，你在我们眼里，是神不是人。我说，什么神不神的，我就是瞎懵。我后来想想，团长肯定知道了我在集训队的成绩表现，不然，他怎会见面就夸我呢？ 1978年2月，我被调到团政治处任宣传干事，我想团长是不会不拿意见的。到机关后，我为了尽快熟悉情况，适应文字工作，时常深夜看报刊，看文件，写材料。记得有天深夜团长穿着睡衣敲开我的宿舍兼办公室门（我住三楼，团长住二楼），关切的对我说，你怎么还不息灯？我说在看今天报纸，马上就睡（宣传股是全团报纸最多的，我每天要坚持看完这些报纸）。他说，不早了，赶快息灯。我说：是。 老团长的十足军人作风和认真工作精神，是我一生学习的典范。老团长早年曾是首都三军仪仗队的一名标兵，其帅气和严整的军人仪表，仿佛是他与生俱来，让人折服。我到团机关工作后，经常跟老团长下连蹲点，他总是以普通一兵的标准自律，起床号一响，他立刻起床，和部队一道跑步出操。在部队有个规矩，洗衣叠被子打洗脸水挤牙膏等活，一般都是由警卫员或通信员来做的。但我随他下连队，他坚持自己动手，也不让我帮他干。他的这个作风被我较好地学到了。当我当了营首长后，也坚持不让公务员为我做上述工作，为此还被下属们误解过。曾有个在我身边当通信员的战士，还因我不让他为我干活，去向副教导员孟宪忠哭诉。副教导员对他说：教导员是从机关下来的，自身要求严，你不要有思想包袱。 1978年10月，老团长履新副师长后，我与他工作上的接触相对少了。1983年他又奉命调任石家庄军分区司令员，自此，我与老团长中断了一切联系。 1987年，我乘部队裁员之机，连续几次去找与我情同手足的师政委陈献智同志，坚决要求转业。他最后对我说，人各有志，我留不住你，你真要走就走吧。关于我和陈政委的手足之情，要用很长篇幅才能简述，此文不宜过长，只能打住。不过，当师政委陈献智同志去我团正式宣布转业干部名单时，他在团部大礼堂门外看到我，一把把我抱住，连说：正奎啊正奎，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可惜，可惜，，，可惜啊！事后，我的两名在场的同乡战友吕德恒（随后转业）和张金路（随后转业）对我说，政委对你这么高的评价，连说六个可惜。我说，我没注意听。后来，师组织科战友刘连好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师长马志新当时指着转业干部名单中的我，问陈献智政委，这是编《师史》的王正奎吗？陈政委说，是他。师长说，这个人你怎么能让他走？政委说，他要求走，人各有志，我不好拦他。更让我感动的是，在我转业离队五年后的1992年，战友吕德恒去老部队玩，一些同志见面就问，王正奎现在干什么？说，他走亏了，到现在陈政委在师干部大会上，还号召我们向王正奎学习，说他那时的办事效率如何如何的高。 当我离队的前一天晚上，我特地去师家属院与陈政委道别（和我住的团家属院一河之隔）。因当晚停电，我俩点着蜡烛对坐在沙发上作最后话别，其依恋之情，难以言表。 哎！说不说他又说了，还是回头再说一下老团长的故事吧。1998年8月24日，老团长林登位先生作为离休军干，在携夫人去庐山度假途中，特地绕道来安县城，看望当年跟随他驻守边塞的战士们。得知老首长要来，住来城二十名战友提前相聚到饭店恭候。老团长在战士们的热烈掌声中上楼后，和大家一一握手，并用手指着我说：你还是那样。 今逢八一，回味戎马，思绪万千，往事如昨。我写这些虽有王婆卖瓜之嫌，但这都是我的切身经历和内心感受。我的进步和成长，都是军队，首长，战友们给我的，离开这一前提，我就分文不值。我敢断言，我如不走当兵这条路，我现在不过是个在农村扶着木犁梢耕田的老头而已。住着父辈留下的破屋，养几只鸡，刨两亩地糊口而已而已。想想一路走来，虽无什么大作为，但也算风调雨顺，知足得很。我生若此，夫复何求？ （图一：老团长在阅兵分列式上） （图二：老团长到来安与部分老兵合影） （图三:作者1976年秋在独石口之独石上的戎装射击照） （图四：作者任排长时与本排部分战友在塞外重关独石口合影，前中为作者）
（独石口古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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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