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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元桂 吾邑自2200年前秦实行郡县制置县名“建阳”以来，曾七易县名，最后于南唐时终名“来安”，至今已逾千年，是维时最长的县名。县以“来安”为名，给人予安逸、祥和、谐睦的吉祥感。故有“来此则安”之谓也。邑人佩带着“来安”这枚胸章，颇能由生吉祥感。来安历史上确曾有过几次欣遇吉祥之轰动，那时的邑境内“吉祥”与“来安”叠吉，无疑更有吸引力。值得发思古之幽情而说祥道吉。 一、关于吉祥寺建立与迁城址的究考 道光版《来安县志》载，古来安城县署后庞然屹立着一座名刹——吉祥寺。寺内“恭设龙亭，为三大节朝贺所”。并说寺建于绍兴二年（1132年）。值得一究的是，公元1127年年底北宋的都城开封已被金兵攻占，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往北国。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商丘匆匆即帝位（高宗），名誉上的南宋虽然从此开始，然而赵构却被金兵追杀到处躲命，曾一度逃到海上。与之相随的是北方（包括来安）人大量南逃，以至当时来安全县不足五千人，不能称县而改称“镇”。到1132年仍是兵荒马乱之际，惶恐不安的邑民应是不具精力和财力去建一座宏大的吉祥寺。如何解释？笔者探究发现，1132年恰是宋高宗在杭州站稳脚跟而定都（临安）之年。皇帝有了相对安定的指挥所，百姓有了凝聚核心，难免都欢欣鼓舞。然而淮河以北的金兵来犯之威胁仍时刻存在着，皇帝和百姓祈求吉祥平安的心愿都很强烈，建一座佛寺以祈祥免祸是顺乎情理的事。其建寺动因很可能是朝廷命令加民愿，其财力很可能是政府行为加民间善捐。 道光志又说：宋旧治在今城北瓦砾岗上（“地势高敞，远望西北，群山如在几席间”），南渡后（1148年）始移今治（新县城）。而吉祥寺是在旧城南移前16年的1132年建立的，不可能建在旧城内刚16年便废弃，随之南迁到新城址重建（志无记载）。显然，吉祥寺一开始就建在旧城（域小）外——后来的新城西北隅。那么，当初建寺为何舍开地势高敞的瓦砾岗，而建在“地势卑隘”（低洼狭窄）的旧城外呢？进而究考发现，原来与古人的“地脉风水”祥祸之说有关。道光志载的“培补地脉禀呈”（王琮）一文如是说：“来邑虽小，形势亦备。生尝遍周县境，大约山之脉……小西门外为来脉之咽喉。”原来新城的小西门外是来安地脉的风水宝地，《重建吉祥寺记》也说此处“邑之龙脉实钟之”。吉祥寺位于新城西北隅，恰在小西门旁（龙脉上），可见当初建寺是依“地脉风水”示吉而定于一尊的。故寺之命名非“吉祥”莫属。至此不难理解，当初为何把整个城址舍高就低地南移，更是为了一个“吉”字。 二、关于尊胜禅院为何又称吉祥庵究考 1978年在大庵山林场发现了尊胜禅院碑刻。碑的正面是曹寅（曹雪芹祖父）写的《尊胜院碑记》，碑文云：尊胜院居舜歌山之麓，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年），“后因吉祥寺僧驻锡，故又以吉祥名院，犹天竺永宁之有上下内外也。”后一段引号内的文字最容易被误忽，有许多写来安地情史的文章，都误认为尊胜院后来又称吉祥寺（庵），是因某吉祥寺僧到尊胜院待（驻锡）过。按此逻辑，则北大校长到安大讲学后，安大便可改称北大了，显然，释义谬然。谬因在于断章取义，忽略了“犹天竺永宁之有上下内外也”这一关键句。正确的释义应是：吉祥寺僧来此驻锡，就好比天竺寺、永宁寺有上下内外之分寺一样地来到吉祥寺的分寺。由此可知，该僧来驻锡之前，尊胜院已被吉祥寺纳为分寺。为避免同名，故称为“吉祥庵”。 然而是否有与这一释义相契合的人物和情节呢？答案是肯定的，一睹道光版县志“释道”栏目便会恍然大悟：“国朝，海屿号樵山……知（住持）吉祥寺性裕有梵行（佛性深厚），皈依受戒……及老，检藏于吉祥庵者数次。”碑记里所说的“吉祥寺”前没有冠以府、州、县或山名，也未冠以“某”字，可知其就是本县（唯一）的吉祥寺。这好比我们说“县长去汊河检查”，无须说“来安的县长去来安的汊河检查”一样。“检藏”，指海屿住持年老之后，曾多次来到吉祥庵静心禅修。因为吉祥庵地处清幽静美的山林中（不像在城内吉祥寺不安静），有利于入定修行。 三、石固山“吉祥三宝”之究考 来安古十景中有一景叫“石固呈祥”，是因为古时石固山域内曾多次出现过吉祥之事，影响大并引起轰动的有三起。下面简述事体而别议一下“三祥”引起轰动的潜在原因。 1、灵芝呈祥。北宋时邑民苟与龄事亲至孝，母逝后其结庐伴母墓。“感动上苍”，母墓旁生出十九株灵芝，时人视之为邑将大吉大利，乃帝王圣德所致，轰动至京城。朝廷对苟孝子大力旌表（赐孝衔、立牌坊、挂誉匾等耀荣做法）。笔者曾写过专题文章，发表在《来安报》和《人文滁州》上，不再详言。此事倍受重视的原因，不仅在于灵芝呈祥，还在于苟氏家族是邑之大族，门第高，影响大（“苟氏以姓雄于邑”）；还因苟与龄尽孝不是为了捞取做官的道德资本（“学虽优而不愿仕”），而是“性禀纯孝”。加上此孝事出现在孝道最隆盛的宋朝，故而使苟孝子名耀声赫，以至载入宋史，且孝名绵延三百年后，又于明永乐间被载入明史。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2、石固山抗金御敌呈祥。石固山“势甚高险”，其山顶圆而平坦如鼓状。因此很可能原来叫“石鼓山”。其独特的山形地势，便于古人在上面“垒石为城”，聚人走马，易守难攻。其又与对面的尖山屏峙，天成了县境北端军事防御门户。故在南宋绍兴31年（1161年），乡民据山抵御来犯金兵时，“寇围逾月”难克，反被梅姓乡勇射杀敌首而溃退顽敌。这一胜利意义非凡，因为该年是金主强要南宋舍江淮而与金国隔长江为界（这就意味着来安人亡国而隶属金）。所幸宋高宗没有买他的账，江淮百姓更是再所不愿，故有上述之顽强抵御而获完胜。这一抗金之奇胜，与石固山天成的山形地利之佑助不无关系，故此事乃正宗的“石固呈祥”。 3、驺虞呈祥。县志载：明宣德四年，石固山下一“民舍产驺虞二，黑质白章，驯扰不惊”。所谓驺虞，即因母马基因变异而产下类似非洲斑马（“黑质白章”）的孪生两头马崽。对此笔者曾撰写过《来安县石固山史产驺虞辨考》一文（发表在省刊《志苑》2012年第4期上），这里不再重述。只谈一点进而考究的新见解：呈祥之驺虞之所以会被运往京城供宣德皇帝欣赏，其实质原因与明初的兵事有关。《明史·兵志》载：“明初军民均需养马以供军需，马丁（养马户）可享受减免租税的优待”。其时，滁州设立了专管马政的机构——太仆寺，年年向滁、来、全三县“坐派”（摊派）养马任务。故而当时来安养马相当普遍。养马事载入“兵志”，可见所养乃军用马。兵事是皇帝最关心的事，驺虞之祥，是国家养马状况的祥音，也是养马政策的祥音，至有皇帝也愿意一睹为快的轰动事。 作者住址：安徽来安县三中 电 话：1309332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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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