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元朝有“九儒”之贱乃罔言讹传

周元桂

说元朝有“九儒”之贱乃罔言讹传
———由《来安县志》相关记载管窥溯源

周 元 桂

我国古人特别看重“九”字，这是因为“九”是十以内数目中最大的阳数，加上“九”与“久”音同，有既多又吉之口彩优势。故而凡是高、大、众、多的事物，人们总喜欢用“九”来表述。例如，天之巅为九重、九霄；纵横万千的江河总称九派；漫长的冬季称为九九；权威表态谓之一言九鼎等。总之，凡涉“九”的成语或语句，都给人予全重丰厚、意盈志满之吉祥感。但“九”之前加个“老”，则词意大为歧逊，甚至有点戏而欠尊。数十年前的狂热年代里，知识分子被蔑称为“臭老九”，年长者当耳有余音。其“臭”字乃其时狂热之产物，但“九”出何源？许多人由然而生寻根问底之兴。还真有人溯到了源头———来自我国元朝时人的社会地位之“排行榜”。即说元代的儒士（知识分子）位列十个等级的第九等，只略高于乞丐一等，故有“九儒十丐”之说。此堂皇之“史据”，一时为人们笃信不疑。笔者也曾贸然信其凿凿，还曾在一首《念奴娇》中慨叹道：“遥想士晦因元，位卑强忍九”。最近翻阅《来安县志》的“名宦”栏目中关元朝县尹的记载时，忽然潜意识里对“九儒”之说由生逆感———发现元朝时来自于儒的县官们，其帝命之尊、为政之威严和洒脱与“九儒”之贱大相径庭，倒是铮铮然颇有分量之阶层。
因吾邑有志始于明嘉靖年间，自宋始有零星记载；元代的县官（县尹）只寥记三、四人，所记亦凝简，然而却可从中为上述“逆感”窥得栩栩然之实据。请看：元，杜居敬，泰定三年（1326年）任。兴学校、崇教化、政尚仁惠，有古循良风……邑人立碑颂德。蒋居仁，至正六年（1146年）任。精于吏治、民乐其政。凡学校、祠宇、桥梁，糜不营建。郭让，早在泰定元年（1324年）任时，首在毁于宋末战火的来安废城址上，大力兴建县署厅事、仪门、谯楼等，还倡建兰沛桥。可见元代县官为政不分巨细，都担纲独揽，位尊权赫。其气派，比明清时的知县有甚而无不及。尤其是对蒋居仁的生动记载：多谋善政，发号施令，悠然以任。“清心亭”栏云：“公出宰来安，人和岁丰，废坠悉举……集僚友于清心亭上，引觞满酌，常享宴酣之乐”。蒋县尹说：“居仁不才，奉天子命出宰是邑，民之休戚系焉”。观其为政之潇洒，闻其为民之心声，意会其飞扬之心态，深感元朝知识分子俨然社会之佼佼者也！何贱之有？
那么，县域如此，其时的社会大背景是否一水均同呢？答案是肯定的。笔者查阅相关史料，扼其要以呼应之：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廿三年（1286年），遣集贤直学士程文海赴江南访求知识人才，叶李、赵孟頫等应召至京重用；又命各地选拔生徒数千入太学受教，以备录用。世祖还召令免除儒户徭役。不久又召令汉代大儒董仲舒从祀孔庙。元仁宗曾多次召令才学之士充任翰林；次年又召令宋朝大儒周敦颐、二程、朱熹、司马光等从祀孔庙。元英宗曾一再扩增科举取士之录用名额。至此，元朝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一览昭然，不比大多数朝代逊色。若与同样是异族在中原立国的清朝之屡兴文字狱相比，元帝们倒令人视当刮目。综上不难得出结论———元朝不仅重时儒而且尊古儒，说其使知识分子贱为“老九”，实乃子虚乌有之讹传。
那末，讹传其源何出呢？在笔者的残忆中，似是出自清乾隆时翰林院编修赵翼的《陔余丛考》一书。书中说道，南宋末年的郑所南（思肖）曾说元朝将人分为十等，儒士为第九等，其社会地位仅略高于乞丐。郑思肖（即思赵、思宋）乃南宋遗民，胸怀亡国之恨，对元廷难免有污罔之言，而赵翼作为史学家则不应轻信浮言，致有讹传“九儒十丐”之史谬。更有甚者，明末遗老钱肃润竟说那十等人中的“八民”应是“八娼”，即元时知识分子地位还不如娼妓，极尽丑化之孽言。众所周知，历代统治者为治国强邦安天下，都离不开知识分子。这一常识，郑、钱二遗老不会不懂，只是由于二人（前者宋亡入元，后者明亡入清）的处境，心境相同———都身入新朝而心在故国。为达到泄恨示忠故国之目的，便信口枉言新朝之弊劣，以惑后人。以至造成后人信讹传讹，谬史误人，竟使数百年后的知识分子，无辜地强忍“老九”之臭，不堪心灵辱创，害人匪浅。其实，这一谬传早有史学家慨然否定。北师大王东平先生就曾撰文指出：“至于‘九儒十丐’，也是民间传说，实际上元朝儒士的地位并不低，这种等级是不存在的”。如今“臭老九”之呼虽已消声止步，但“九儒十丐”之说尚在人们脑际若即若离，将信将疑，需要人们正视历史，彻底否定这一枉史之说。
既然元朝时对知识分子比较重视，必然对教育、文化都给予相应的重视。这方面，同样可从《来安县志》相关记载窥其一斑：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县尹徐荣重建来安学宫；至正七年（1347年），县尹蒋居仁重修学宫。所谓学宫即儒学教化之所，选求学子于其内进行授课启教，儒学文化韵味深厚。县志“重建儒学记”如是云：“自（元）世祖皇帝混一区宇，以文治天下，凡路府州县，莫不有学（宫）”。可见其时兴儒学是举国开花的文化大餐，这与元廷曾先后召令汉代董仲舒和宋朝周敦颐、朱熹等硕儒从祀孔庙之举，是谋共一策、政通一令的。另从“寺观”栏又可了解元朝兴盛的佛事文化。志载吾邑的寺庙众多，但大多没说建于何时。有兴建时期者共15处，其中有9处是元代兴建的。它们是：龙泉寺、老龙寺、清源真君庙（石固山）、园觉庵、鹫峰庵、天竺寺、吉祥庵（舜歌山）、观音寺、新兴寺。来安古名胜之鼎鼎十景，大多出其内。如：龙泉云气（龙泉寺）、石固呈祥、天竺迎晖（天竺寺）、舜歌樵乐等。尤其是位于舜歌山下的吉祥庵，由曹寅（曹雪芹祖父）为该庵撰写的碑文可知，曾经佛事兴隆，香烟缭绕昼夜，法幢林立、钟声幽鸣于山林之梢。寺外樵歌互答，遮天银杏双立，寺桂飞香迎客、泉水双出于石壁，涌流不息。俨然一佛寺文化之胜境也！这无疑成因于元廷对寺庙文化的异常重视。它与当时的儒学文化交相辉映，是元朝帝王为政的特色之一。知识文化与知识分子是灵与肉的关系，试想在如此昌明的文化大背景下，是不可能出现“九儒”之贱的。但由于元朝是异族统治的朝代，难免存在着民族歧视方面的矛盾。加上《元史》是明朝人编纂的，很难做到明、晦均确确然。故元朝比较重文尊知之国策，很少为人所注视。反之，罔谑浮言却很容易从民间或野史中冒出来。明乎此，谬传元朝存在“九儒”之贱也就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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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逼青年

元朝本来就不重视文化  用纸擦屁股就是从元朝开始的  再说儒家思想也不是什么好思想  在汉朝以前儒家思想都不受待见  为什么不受待见  我想楼主应该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