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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老支书 文/沂蒙山民
每当回老家路过一个破落衰败的老宅前，我常常想起六年前逝去的远房堂兄，一个连续当了三十多年的农村党支部书记王廷军。每想起他那黝黑而布满虬须的脸膛和村民对他的口碑，心中就涌现出几多敬仰和悲怆。 堂兄于建国后第二年入党，1953年当选大队党支部委员， 1964年当大队长，1965年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直到1985年退休。 堂兄当书记可是一生清贫，直到退休时家里也没盖起新房。为此，儿子三十多岁了还没找着对象，最后只好“转亲”了一个媳妇。退休后，堂兄每晚给村里看大院，2005的冬天中了煤毒后，由于没钱治疗加之长期营养不良，使原来的痨病更是雪上加霜，病了三个多月后就去世了。撇下一个多病的老嫂和侄子艰难度日。 堂兄没上学，识不了几个字，但是他记忆力很好，到上级开会学文件，只靠耳朵听，回来后向社员传达会议内容，他口述的和原文差不了多少。 堂兄当干部就明白一个理：吃苦不享受，大公而无私。每年春节后，县委要召开从县委、公社、管理区、大队到生产小队的五级干部会，大队书记和小队长要到县委大礼堂参加会议。村干部要自带被褥和干粮步行五十多里路到县城开会。当时最好的干粮就是沂蒙煎饼，堂兄家没煎饼，就只好带着生地瓜和铁锅去开会，散会后在县委大礼堂院子里找些干树枝煮地瓜吃。千多人的大会，每次散会后只见他一人在墙角用三块石头支起的灶前狼烟四起地煮地瓜，常常地瓜没煮熟，开会的铃声就响了。与他一起开会的村干部就常常借给他煎饼吃，开会的人就调侃他是“要饭书记”。在县里开会，村里没人每天补助1角5分钱买菜，堂兄总是带头把会议补助款给生产队里买煤油点灯用。有次村里来了公社干部，中午在村里吃饭剩下一碗水饺，堂兄按五分钱一个水饺卖给社员入了大队的帐。 堂兄在生产队劳动是以身作则。他除了去公社、县里开会，其他时间都是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他第一个出工，最后一个下工。遇到危险的活，他第一个冲到前面。1973年冬天扒河，围堰决口，他带头跳到水里堵缺口，等到出来时，冻得不能站立。由于常年出苦力，导致膝盖肿大，四十多岁时腰就弯了，两条腿也成了“箩筐”。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每个村子是一个生产大队，再分成若干生产小队，大队“最高长官”是支部书记，每个小队有几十户人家组成，人口大约百多人，有队长和副队长带领统一下地劳动。小队长这个差事既出力又得罪人，没有便宜，能连续干几年队长的人实在太少，当年有句话是“砍倒棉花柴，队长要下台。”就是每年秋收后队长就辞职，重新找人当队长。很多队里的男人几乎都当了一遍队长，越是穷的队越是没人当队长。哪个队找不出人当队长，堂兄就带着全家人去哪个队兼职队长。他带着社员没黑没白的干，二年下来，他负责的生产小队人均口粮总是全村最多。由于他为人耿直，对出工不出力，喜欢沾公家便宜的人堂兄就很“嗑”人家，不理解他的人就在背后损他，他家菜园里的菜就会无辜遭踩踏、铲掉。没有青菜吃，堂兄一家只有常年吃咸菜。有时家里连咸菜也没有，他们就炒盐下饭（把食盐炒糊了当咸菜）。 堂兄为人和善，但是好认死理。文革期间中国农业放卫星，很多地方出了“亩产粮食十万斤”的典型。打了一辈子庄户的他，气得大爆粗口：“这是放卫星吗，是放狗屁！”，结果让红卫兵给他带上高帽游街批斗。他的一个侄子，偷拔了三墩花生，违反了村规民约，按规定要被罚款和在社员大会上检讨，因为侄子已经二十多岁了正是搞对象的时候，家里怕丢人，很多人替他讲情，只交罚款，不在大会上检讨。最后堂兄的母亲也找他求情，堂兄依然是百口不开，坚持按规定处理。侄子一家为此好几年不和他说话。 他从党支部书记的位置退下来后，村里老会计说，王廷君当了三十多年的书记招待费不足十元钱。一九九九年堂兄到临沂办事，一位老乡在饭店招待他，饭后堂兄听说一桌酒菜花了千多元，心疼的说道：“一顿饭能买一头牛，啧、啧，吃这么贵的东西有啥用啊。” 光阴荏苒，转眼间堂兄早已作古，虽然他身上留下了特殊的时代烙印，但是他公而忘私，清正廉洁、一身作则的思想还是植根在乡亲们的心中，每当家乡父老乡亲说起干部的廉洁奉公、斥责起腐败来，就越思念起堂兄的清贫来。 “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堂兄若有知，也应地下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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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