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正德 于 2020-6-1 09:36 编辑
试绘消失的三国涂塘图 刘思祥
《三国志·吴书》记载：“（吴）赤乌十三年十一月，（孙权）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东吴大帝孙权在滁河上筑堰截流，目的是阻挡曹魏军队直接渡过滁河进攻建业（今南京市）。类似的以水代兵行动，在滁州市境内还有一次，即南梁天监十五年（516年）梁武帝在今明光市的淮河上作浮山堰。两次行动的动机和效果都不同。筑浮山堰是主动淹没北魏占领的寿春（今寿县），属于进攻型的工程，结果堰坏，下游数百里化为泽国，十余万百姓惨遭灭顶之灾。而涂塘属于防守型的工程，没有资料记载它产生过灾难性后果。 由于涂塘史料极少，又时隔1700多年，涂塘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探寻的遗迹，今人想知道涂塘的信息，如它的建成规模、大致形状、实际效果、历史影响等等，都只能根据有限的史料去作大胆的想象和推测，本文试为之。尽管网上已经发现微博，希望开发涂塘发展旅游，但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想，这个“塘”并不是一般概念中的塘。
关于“涂”与“滁”
“涂塘”来自“涂水”、“涂中”。根据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以“别义”解释，“涂”字即“滁”字，涂塘的读音应为“滁塘”。作为单音字的“滁”，两汉、三国、两晋时期尚未出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有“滁”字，那是后人作为“新附字”添加进去的；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也没有“滁水”，清代赵一清作《水经注释》时引《唐六典》，将“滁水”补充进郦道元的《水经注》卷32。 根据有关资料，“滁”作为地名，可能产生于南北朝时期。据南梁顾野王《玉篇》，“滁，直如切，水名”，则南梁时候“涂水”已经改叫“滁水”了，不过《玉篇》所注反切音和今天的读音不同，直如切读zhu，与今音chu声母不同。又据《隋书》记载：全椒县，“梁曰北谯，置北谯郡。后齐改郡为临滁，后周又曰北谯。开皇初郡废，改县为滁水”，说明北齐时便有作地名的“滁”了。如果进一步探讨作为地名的“滁”是怎么来的，我同意张祥林先生的观点：“滁”是形声加会意字，即“涂”中加一“阝”而成（见第一期《人文滁州·“涂中”——滁州沿革略考》）。他解释这个“阝”是“阜”，意思不错，但不完全。“阝”作为偏旁，在左为阜，在右为邑，“滁”字中的“阝”虽然难以明确是左还是右，如果从实际考察，似乎作为在右的“邑”来理解更接近准确。宋李昉《太平御览》·州郡部·叙县记载：“说文曰：县，邑也”；《周礼》·小司徒也记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说明在涂水旁建立县邑是今人理解改“涂”为“滁”的一个重要依据。无论是“滁”还是“涂中”，起初还不能看成是指今滁州一地，而是整个涂水（滁河）流域。隋代“滁州”正式建立，“涂中”一词也就自然消失了。
孙权为什么要作涂塘
按“塘”的本义：筑堤防水为塘，但孙权作“塘”的本意恰恰相反，他是为蓄水而作塘。 三国时期，江淮地区的形势，《宋书·州郡志》有精炼的概括：“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三国志·魏书》卷6也记载“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虽然江淮间空虚疲惫至此，曹魏两国的争夺并没有停止。其前期争夺主要在今淮南铁路沿线的安徽寿县、六安、长丰、合肥、含山、无为等地，且东吴地处东南，军士多习水性，正如魏明帝所言，孙权“习水战”，他也多次随水军从长江进入濡须水（今裕溪河）、施水（今南淝河），在合肥数次与魏争战。后期，魏军进攻路线东移，主要是魏文帝于黄初五年（224年）9月和六年10月率舟师顺淮水东下，经广陵（今扬州市）直至长江边。五年那次，让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六年那次，又因“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文帝退回。 魏人前后期进攻路线都没有从涂中经过，按说这不应该成为孙权作涂塘、淹北道的主因，如果说让孙权感到来自滁河方向的潜在威胁，可能在赤乌十三年之前发生的两件事情。一是公元231年，吴“中郎将孙布诈降以诱魏将王凌，凌以军迎布。冬十月，权以大兵潜伏於阜陵俟之，凌觉而走”。阜陵为汉代的阜陵国，后降为县，就在全椒县程家市乡境内滁河边上（关于阜陵治所，史料记载不一，有关考证文字此略）。二是赤乌十年孙权“遣诸葛壹伪叛以诱诸葛诞，诞以步骑一万迎壹於高山。权出涂中，遂至高山，潜军以待之，诞觉而退”。高山为秦代所建县，地点在今安徽来安县兴隆乡、六合县正北略偏西约35公里处。综合这两件事分析，可能魏在西边的合肥和东边的广陵，都对东吴的都城建业威胁不大，能够造成威胁并让东吴感到惊骇的，就是渡过滁河直逼建业。而孙权也似乎从这两件事感觉出曹魏可能渡滁河直逼建业，故于赤乌十三年决定在堂邑筑涂塘。 堂邑为秦汉时的县，地点在今六合区北、程桥镇南。历史上很长时间内，今来安县东部的施官、龙山、雷官、独山、大英以及被撤销的烟陈、文山等乡镇都隶属于六合，故涂塘在来安县和滁州的地方志中缺少记载，造成许多人的陌生而被忽视。 涂塘是否始建于赤乌十三年，史书记载不一。按《三国志·魏书》卷28《王凌传》载：“（赤乌）三年春，吴贼塞涂水，凌欲因此发大严诸军，表求诏讨贼，诏报不听，凌阴谋滋甚……”。如此记不佞，则涂塘赤乌三年建、十三年成，花去10年时间，故有史料认为“三年”是“十三年”之误。考《三国志·吴书》，赤乌三年夏四月，孙权“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说明这一年孙权思考的重大问题是加强守备以保境安民，有此思考，决定筑涂塘就未必是无根之言。而孙权也的确善于壅水代兵借助水利为战争服务。《吴书》记载：建安十七年（212年）在濡须口立坞；黄龙二年（230年）仍旧在濡须水上筑东兴堤，以遏巢湖水（后堤毁）；建兴元年（252年）再次筑东兴大堤，并筑两城。濡须水即今裕溪河，濡须坞和东兴堤应是同一地点不同时期不同名称的建筑，就在今含山县与无为县交界处的含山东关。 除了军事考虑之外，也不应忽视孙权作涂塘，还有一个屯田灌溉的目的。根据史料，三国时江淮之间的今滁州市区域主要为吴国所有，原来的县几乎都废弃了，有记载的仅全椒县置有屯田都尉，负责这一区域的屯田垦殖，或许作涂塘是为了蓄水溉田，同时兼负“淹北道”的军事任务。
为涂塘绘制的想象图
最早记载涂塘地点在姜渡的，是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姜渡在来安县原烟陈乡境内，有此记载，我们便对该乡东南的“吴王城”遗址的断定找到了依据。最早记录“吴王城”的是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吴王城，在六合县瓦梁堰高冈之上，有四壁，即孙权分守屯兵之城也”（卷38真州）。吴王城的建立，证实了涂塘是建成的，否则，不需要在涂塘拦水大坝的两头筑城保卫。 笔者曾经去滁河姜渡一段考察，发现那里的原始地貌变化很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姜渡上游的三汊湾建枢纽工程，开挖直渠，建节制闸和船闸，将那一段滁河取直，原来弯曲的滁河河道被堤坝堵塞，成为不流通的水塘了。 根据来安县水利局提供的数据，现在姜渡一段滁河大堤的海拔高程为13米左右，那么1700多年前的大堤高度是多少呢？我们既没有资料求证，也没有水利知识来评估，只能作这样的分析：筑堤堵水的目的是抬高上游河道的水位，造成河水漫溢，展宽滁河水道，让敌方难以涉水通过。如果水位低了，只能将上游河道的水位抬高而不能造成漫溢，则几十米宽的滁河是难以阻挡敌军进攻的。滁河全椒县一段河堤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根据资料，1991年大水之后，国务院决定津浦铁路自保，通过滁河以北圩区的上行线按照百年一遇设计水位14.20米抬高路基桥面，说明常态下滁河的河堤保持在13米，就可以保证滁河不会漫堤。这种推测是建立在建国以后滁河经过多次退堤、扩建、加固等工程的基础之上，古代的滁河河堤当达不到13米的海拔高程。假定三国时期的气候降水与今天差异不大，则在姜渡筑一道高程15米以下的堤坝，即可以使上游的滁河漫堤，形成淹没区，达到“以淹北道”的目的。 根据这一思路，我在标有等高线的地图上查找滁河两侧的等高线，分别按10米、20米线连接成封闭圈，从理论上说，这个等高线圈应该就是涂塘的范围，也就是涂塘的形状，范围大小取决于下游拦河坝的高度。从这个圈不难发现，10米等高线圈使滁河在全椒县程家市乡以下河段漫溢，形成较大的淹没区。如果扩大到20米的等高线圈，其扩大的淹没区并不明显突出，只在滁河程家市上游部分增加了狭长的约25公里的淹没区。如果按20米高程计算，则姜渡的大坝高度达到20米，建坝的难度就大了。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要在现在的坝堤上再增加7米的高程。有关水利专家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坝的高度增加，坝基的宽度也必须增加，从目前的滁河大堤现状分析，滁河堤坝没有如此宽、高的任何记载和遗迹。因此我按10米等高线绘出涂塘的形状图（见封三《三国吴“涂塘”示意图》）。 思路确立了，要淹没上游10米等高线区域，大坝的高度一般来说应该超过10米，在15米以内即可。但这接近15米的大坝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会在什么位置？这是难以确定的问题。我在那里考察时，发现自姜渡对岸有一长堤直达新集镇，5万分之一的地图上也有明确标示。我走近前发现那是灌溉渠，我想会不会是今人利用过去的大坝遗留改建的呢？因为只有这条大坝才能封闭10米等高线，不封闭这一段，上游河水漫过南岸河堤，再通过这里流走，就形成不了能够扩大上游淹没区的涂塘。 最终让我决定如此编绘的，还在于一条史料。涂塘在五代时再次被利用，成为瓦梁堰，北宋景德中的全椒知县王巘到瓦梁城，看到废去不久的瓦梁堰写有记文，《舆地纪胜》作了记载： 瓦梁堰“即滁塘也。景德中知全椒县王巘所记谓：滁河而上数百里，巨细骿[骈]比，合五十四流辐凑[辏]吴堰，四顾周目，则中缺横断，群山回环，东南相望，底若大陆，如壶之口，丸泥可封，是滁塘堰之形势，其日作滁塘，是塞滁水以为塘堰也”。（卷38真州） 王巘所见所云，让我对姜渡大坝的定位有了一定的感悟。中缺横断，群山回环，这里的群山主要指六合境内东西走向的山，西南为古六合山，东南为瓜埠山、螃蟹山、灵岩山，诸山均不高，对文人的此说，当以欧阳修的“环滁皆山”来理解。“中缺”指六合山与瓜埠山之间因滁河贯穿而不相连所形成的“横断”。东南相望，底若大陆，所说正是滁河江苏一侧河堤王家渡至姜渡段与六合新集镇之间的一大片圩区，堰存，这一片为淹没区，堰废水退，圩区露出，即“底若大陆”，如果不被淹没就不会称其为“底”了。如壶之口，丸泥可封，这个“壶口”便是姜渡滁河的拦河大堤，因其刚刚被废除（景德年号只有4年，元年废除此堰，王巘所见应是短则1年、长则3年前的景象），豁口不大，有似“如壶之口”。 作涂塘的人力为10万军士，需要这么多人吗？其实并不是10万人都集中在大堤工程上，堰成，还建有三座护城。其一，在姜渡西边的高岗上，也就是《舆地纪胜》所说的“吴王城“，1990年的《来安县志》记载：“吴王城遗址，位于县城新安镇东南35公里烟陈乡姜渡村姜东队。该遗址呈方形，总面积约1.3万平方米。至今遗址城垣及四门仍清晰可辨”。这里出现乡名“烟陈”，县志说是合境内“烟墩集”和“陈渡口”首字命名，愚意以为它是“堰城”的转音可能更贴切。其二，应在新集镇附近。我没有见到六合县志有文字记载，但在地图上，可以见到新集镇附近有“大灰成”、“灰城圩”、“后成圩”、“长城圩”、“双城圩”、“盘城镇”的地名，或许这其一就是大坝南头护城的遗留。其三，在肥东县古城镇。该城位于滁河上游，《舆地纪胜》记载：“古滁阳城，在梁县东北四十里，《太平寰宇记》云：吴赤乌十三年孙权遣兵断滁作堰以淹北道，遂城此为守备”（卷45庐州）。据《太平寰宇记》，该城在东晋时还曾为南梁郡治。但《江南通志》却以为该城“当是魏人筑，以备吴耳”，因此又有“曹城”之称（《辨伪》）。在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曹城”不是指“涂阳城”，而是指汉代的逡遒县城，在今肥东县原龙城乡北，与“涂阳城”相距约35公里。选择此地建滁阳城，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是它与建成的涂塘上游保持一定的距离，起到缓冲作用，一有敌警，可以腾出调兵的时间；二是此地为交通要道的重点，它北达东城县（治所在今定远县大桥乡境内），西南到浚遒县（治所在今肥东县原龙城乡北），东边可去全椒县（在今全椒县附近），东南可通历阳县（今和县）和阜陵。 根据以上条件所绘涂塘图，使约100公里的原滁河河面加宽，都城建业在天然屏障长江之外又多了一道滁河屏障，应该说，孙权建涂塘的目的达到了。
由“涂塘”到“瓦梁垒”
涂塘建成，保留了多长时间，史无记载。东晋咸和元年（326年），晋成帝“议欲作涂塘以遏北寇（指后赵石勒）”，说明涂塘已经废弃。但此一议却导致一位太守的误解而发生叛乱。“祖约闻之曰‘是弃吾也’”（见《读史方舆纪要》卷19）。这位祖约，他的哥哥就是以“闻鸡起舞、击楫中流”而闻名的豫州刺史祖逖。祖逖北伐雄心受挫，忧愤病死于谯城（今亳州市）刺史任上，祖约接任豫州刺史，后移治寿春，朝廷欲作涂塘，他误解是朝廷欲遗弃他于涂塘之外，第二年和历阳内史苏峻发动叛乱，一度攻进建康（今南京市），后为温峤、陶侃击败。 涂塘废了，但吴王城仍在，因现在成为苏皖两省、六合来安两县天然界河的皂河，古称“瓦梁河”，故北齐于天保七年（556年）占领此地后置瓦梁郡，又被称为“瓦梁城”。南朝陈太建五年（573年）北伐，五月，“瓦梁城降”。 五代时的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南唐虑周师之来，盖尝求吴人故迹而守之”（辛弃疾《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乃“立瓦梁堰，为东西瓦梁城”。给南唐中主李璟提这个建议的是兵马都监何延锡，《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了此事：“何延锡言于其主曰：‘六合西二十五里有堰曰瓦梁，水曰涂河，由河而上数百里，巨细骈比，辐辏吴堰，中阙横断，群山回环，不止鱼三州氓（三州：滁、和及雄州也。南唐时置雄州于六合县）。海四百里，其实据天经而绝地纬之要者，请修筑之。功未就而罢”。所谓“功未就”，是指没有发挥作用，实际堰是完成了的，《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在滁州东南30里有塘惟城、州南10里有龚家城、州东南53里有蒋家城，“三城皆傍湖泽，相传南唐筑瓦梁堰以拒北师，水势横溢，居民筑此城以捍水”，可以为证。北宋建立44年后的景德元年，瓦梁堰废去。 到元朝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军在高邮一线击败张士诚后，又分兵包围占领了六合的濠州起义军孙德崖部，时朱元璋占领了滁州，他说服郭子兴，前往救援，经过交锋，因元军兵力强大而失利，他借助瓦梁垒与元军周旋，竟然转危为安。
1761年过去了，涂塘的堤坝踪迹全无，吴王城（瓦梁垒）遗址也面目全非，如果说还能够寻到一些蛛丝马迹的话，可能就那一段已被取直的滁河抛弃在一旁的旧河弯道，我发现在弯曲堤坝的底部是石头垒成的坝基，当时怀疑那是三国时期筑涂塘时留下的堤坝基础遗迹，是否如此，尚须考证。我绘此图、作此文，希望能引起关注，即便非三国或五代遗留，作为古滁河的一部分，包括吴王城遗址，有条件逐步开辟为遗址公园，让人散步、垂钓，总是有意义的。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些古河道被填埋了，那可就悔之晚矣。 （右一、左一为刘思祥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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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