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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失败的原因 转载▼
这是一篇较为客观说理的好文章，文章篇幅虽然较长，但我还是只字不拉的看完了，而且对重要论述反复看，还纠正了好几个明显的误打字，获益匪浅。建议对史学感兴趣的同志不妨抽空看看。——龙沙快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28225d0100ccm5.html
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后至1949年中共胜利，蒋介石败退台湾，近38年中国一直处于战乱分争状态。中华民国成立后，首先是封建余孽复辟，接着就是军阀混战，直到1927年蒋介石北伐胜利，才算最终确立了中华民国的政府权威；但同时又开启国共两党恶战10年，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才算暂时告一段落。可是，早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在占领东北7年后，又于1937年7月7日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直到1945年8月才被迫宣告失败投降；日本刚被逐出国门，国共又开始规模空前的3年内战，直到1949年底中共胜利，蒋介石败退台湾而结束。可以说，38年没有太平一天。 蒋介石平定了军阀基本统一了中国，而且还领导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洗雪中华民族百年耻辱，掌握八百万大军，而且都是最先进的武器和装备，却短短四年时间就被处于劣势的中共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这在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这究竟是为什么？ 共产党论证反动派灭亡属于历史必然；人民群众认为毛胜蒋败是天意；也有人认为蒋介石心慈手软，君子气太重；蒋介石自己曾把失败原因归罪于国民党，他说，“我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我是被国民党打倒的”，其实他本人的重大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他是被自己打倒的。我认为蒋介石在执掌民国政权后，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没有蒋介石的一系列重大失误，就没有中共的成功。当然，从中共来看，蒋介石的失误越多越大越好。互相对立的双方都希望对方犯错误，或尽可能给对方犯错误制造机会，兵家对阵尤其如此。在遭遇特别强大的对手时，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全盘皆输的严重局面。尽管蒋氏后半生经营台湾取得成功，终于保全了中华民国的命脉，台湾已成功实现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跨入世界发达社会行列，台湾的民主自由富有成了台湾的最大政治资源，他的治国才能终于大显身手，也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化大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已经足已使他成为中华民族的伟人之一。他也给中国历史留下了重大遗憾，他本来应该对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尽管他到台湾后冷静下来总结自己的失败教训，可惜他醒悟太晚，已经多次坐失历史赋予给他的大好机遇，把二十多年的宝贵时间全部葬送在无休无止的打仗上，而这又恰恰是他的短项。他从崛起到鼎盛，又从鼎盛到败落，最后又再次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伟人，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永远也不能淡化的蒋氏印记，他临终还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光复民国，解救同胞”，并留下遗嘱将来大陆光复后移葬中山陵。但他和国民党给大陆人民留下的坏印象至今没有改变，提起蒋介石和国民党，人民还是满腹怨气，在人民心中他似乎魔鬼般可怕。是台湾给了他后路，也成全了他，如果没有台湾，他将成为海外的流亡领袖，国民政府将成为流亡政府；他也使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唯一幸免于共产赤化。也正应了一句中国老话：天不灭曹。莫非台湾就是上苍专为老蒋准备的？老天也给中国大陆开了一个严酷的玩笑。当年国共鏖战早已红尘落定，虽然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我们作为后人，不能过分苛求历史人物，但是回顾他们成败的经验教训，从中或可领悟中国历史发展的玄机。 一是1927年北阀成功后，决不应该对北阀盟友中共大开杀戒，把中共推向对立面，并播下国共仇恨的种子，迫使中共放弃和平参政的幻想，不得不拉起队伍，建立自己的武装，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成了“心腹之患”，直到最后被中共彻底打败，这是蒋介石霸道的必然恶果。既然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为何抛弃孙中山“天下为公”的伟大思想，革命尚未成功，便在革命阵营内部挑起战火。老蒋的能耐，对付军阀绰绰有余，而对付中共就有点力不从心，但他仍然对自己估计过高，剿共的狭隘思维使他几乎无暇顾忌国家治理。与现任民国总统陈水扁就比老蒋高明，一贯以感恩谦恭谨慎的低调来赢得台湾人民的拥护，西方政治家都是如此，他们不敢以狂傲的姿态对待政敌和人民群众。这也反证孙中山提出的联共扶助农工，是真有远见。蒋介石以敌我矛盾为国共斗争定调，而且对共产党恨之入骨，但先是自高自傲，多次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彻底解决中共；经过最后较量才知道共党决非等闲之辈，便自暴自弃，恐惧不安，最后看到大势已去，更是慌不择路，逃亡奔命。四·一二大屠杀造成国共分裂，而后国家分裂，民族倒退，直到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国民党接受民主选举结果，由执政党和平交权成为在野党，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中国大陆至今仍然走不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怪圈。历史发展证实，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是绝对大错特错的败笔，无异于自断生路，一失足酿成千古恨。也有人会说，由于国共两党主义和目标不同，甚至对立，早晚要闹分裂。不同意见的存在并没有什么可怕，在西方民主社会非常正常，一味的打压是下下策。如果蒋介石制定的大政方针能够深得民心的话，不给共产党制造可乘之机，中共就没有自立为王的借口。蒋介石也可能担心国民党被中共赤化，一旦坐视中共力量壮大，会造成局势失控。但是只要中共没有自己掌握的军队，蒋介石的担心实在多余。中共吸取被蒋介石残酷屠杀的历史教训后，不仅义无反顾地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而且视对军队的控制如同生命线，军队成了1927年以后中共与蒋介石较量的力量支撑点。毛泽东说：“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从此成了中共的共识。高明的人可以化敌为友，能争取的尽可能地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力争使自己的对手陷入孤立，而不是为自己制造敌对势力。当然，如果自己能够完全左右局势，收放自如则另当别论。而蒋介石刚一上台，便杀气腾腾，犯了兵家大忌。毛泽东始终把团结大多数人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尽管不时对内部进行整肃，对其他势力需要时尽量拉拢，用不着时就无情抛弃，尤其是建国后，这种斗争团结权术被发挥的炉火纯青，但是在革命年代，他还是尽量以团结大多数人的方法来孤立和打击敌对势力。统一战线被中共视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特别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他说：“同志们，我们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着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重说一遍，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只要我们能够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的态度，防止骄傲的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二是1931年9·18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蒋介石一个电报竟然下令张学良东北军不抵抗并撤回关内，导致日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在一月之内就全部占领东北。真不知蒋介石当时是如何作出这样愚蠢的决定，由此蒋介石背上了卖国的名声。卖国的名声使蒋介石民心顿失，尽管下令东北军抗战，也无法阻拦日军侵华，但是打不过再撤退，会取得人民谅解。蒋介石有可能不想分散围剿中共的注意力，在权衡内忧和外患的轻重之后，只好先集中力量对付中共，“攘外必先安内”；也许想采用和平方式解决中日争端；也许想诱敌深入，借刀杀人；但不管当时他是怎样想，历史证实蒋介石又一次犯下大错。大片国土，拱手奉送倭寇，自己却把绝大部分精兵用来打内战，这是说不过去的。也被中共抓住把柄大作文章，抗日救国成了中共的宣传专理，使民心向中共倾斜。 三是让西北军和东北军联合剿共。张学良为了执行蒋介石命令，从东北一下撤到内地，把父辈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东北拱手奉送给倭寇，背负不抵抗将军的黑锅，家仇国恨郁结心中，对不起东北数千万父老乡亲，即使在国人面前，也抬不起头，哪里有心思去剿共？杨虎成又属于亲共派，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颇不为然，据说，杨本人还是中共地下党。中共主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仅剩下不足万人残兵败将，而且落脚未稳，陕北土地贫瘠，人民贫穷，当时中共可谓弹尽粮绝。杨虎成和张学良不仅不积极剿共，反而与中共明打暗和，发动兵变，把前来督师的蒋委员长抓起来，逼蒋抗日。蒋无奈之下，只得接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西安协定。中共终于侥幸躲过大难，从此以后便变被动为主动。无怪事后老蒋仰天长叹：十年心血，毁之一旦。因此，从中共的成功来看，怎样高度评价西安事变都不算过分。对于蒋介石来说，张学良当然是民族罪人，中共在蒋看来一直是作为苏俄在中国的代表，后来败退台湾后还曾专门著述《苏俄在中国》，把中共的胜利视为苏俄共产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占领。这也是蒋介石为什么一直把自己和中华民国视为中国文化正统的代理人和继承者。而对中共来说，张学良也当然是千古功臣。其实，中国在二十世纪的确是美苏两大阵营的争夺者，他们都想在中国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将自己的一套主义和制度输出移植到中国，这种争夺以苏俄成功，英美失败而告终。中国之所以会更倾向于苏俄，有其历史根源。在十月革命以前，中俄都属于落后贫穷国家，而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后，这种新型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了充分发挥，经济迅速发展，曾经创造了不少奇迹和辉煌，并迅速成为对世界局势有着巨大影响的大国之一，只有美国可以与之相抗衡。这对落后贫穷的中国来说，当然是具有相当大的示范效应。其二，中国传统文化排斥资本主义，特别是西方个人主义在中国被视为邪恶的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水火不容，截然对立，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至今，一直都处于和西方抗拒的或激烈或缓和的冲突之中，反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很强的亲和力，马克思为弱者鸣不平和主张集体主义与中国人传统的群体意识形成了强烈的共鸣，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能够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因此如果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改造，就想直接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几乎不可能成功，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输入中国则几乎可以照抄照搬，中共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实主要是改造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则大加弘扬，毛泽东为什么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作治国总纲，对资本主义思想一再严打，说白了，就是不怕封建主义，就怕资本主义，地主富农这些封建社会的基础势力成了资本主义的替罪羊和牺牲品。但蒋介石至死都不明白自己恰恰是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打败。对于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人拙作《中国人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和《中国要民主必须跳出国情局限》。其三，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显然不合时宜。外敌当前，即使内部有血海深仇，都必须团结起来共御外侮，这本是中国人的基本常识。况且中国历史多次发生因为内讧，引出外族乘虚而入被亡国的严重教训(如蒙古南下，清军入关，先后亡国近四百年)。蒋介石却颠倒了这种因果关系，先要平定内讧，再去一致对外。殊不知内部斗争是永恒的，而外寇入侵是暂时的，如果攘外必先安内，内如果永远安不了，哪里还有功夫去攘外？外患易除，内伤难疗，只要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先治外感，后医内伤。如果老蒋是一个医生，病人早被治死。西安事变后老蒋不是还得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如果没有第一次国共内战，日本就不敢轻易对中国东北用兵，有贼心，而无贼胆。即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惜反动侵华战争，如果遭到中国人的顽强抵抗，也断然不敢在占领东北后继续向南推进。然而国民党错误发动的内战，给日本侵华提供了难得机遇，也给自己埋下了亡国溃逃的隐患。八年抗战，中共的势力得到空前的壮大，已经令蒋介石再也无法小看。 四是抗战结束，蒋介石应该汲取教训，真正实行民主，联合各党各派成立联合政府，但遗憾的是，蒋介石竟然不顾人民反战呼声，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因为中共当时军事上仍然处于劣势，对是否打胜并无绝对把握，倒有心和国民党一起组成联合政府，并为了执行双十协定，作出了一些实际行动。当然由于中共害怕失去对军队的掌握，拒绝接受整编，也情有可原。蒋介石绝对应该真诚对待双十协定，避免重犯27年错误，当年中共没有一兵一卒，历经十年剿共，结果是越剿共党实力越大，更何况此时中共已经拥有近百万军队，更有对抗本钱。实践已经证实，中共不怕打仗。蒋介石仍然一意孤行，盲目轻敌，错估形势，致使中共不得不拿出最大勇气和智慧与国军决战。 五是兵力过于分散，布防严重错误，关键要塞门户洞开。东北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锦州可谓东北咽喉。想当年清兵兴起于东北，欲图南下，窥视中原，守关明将吴三桂在明亡后只好降清，打开关门，清军大举南下，剿灭李自成和后明残余，一统天下。日本占领东北7年后便有意扩大地盘，也是立足东北，把势力范围逐步向南延伸。可是蒋介石却把六十万重兵分散放在东北各地，锦州仅仅只有十五万人马。在中共进入决战阶段以后，第一个目标就是夺取锦州，“关门打狗”，以林彪、聂荣臻的东北野战军近80万精兵对付范汉杰十来万人，岂不是瓮中捉鳖，探囊取物。避实击虚是中共的一贯战术，老蒋竟然还是久经沙场的老手，指挥打仗实在拙劣。中共从1948年10月1日发起攻击，不到十天，占领锦州，蒋介石虽亲临东北坐镇指挥，从沈阳派兵救援，为时已晚，锦州一失，东北如同扎口布袋，六十万国军几乎全军覆没，三十余天中共解放东北全境。东北一失，国军陷入被动，转攻为守，蒋介石败局已定，锦州战役也同时奠定了中共的最终胜局。在国共对垒中，国军一败到底，充分证实蒋介石在战场上的确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六是未败先逃。辽沈战役还未打，就想放弃东北；在中共取得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百万大军准备挥师南下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在考虑撤退逃跑，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实际上已经自动放弃，渡江战役失败后正式开始准备向台湾溃逃。作为一国之君、三军统帅，已经无意决死一战，国军士气可想而知，不打自垮。共军面对一味撤退的国军，如入无人之地，真可谓所向披靡，横扫千军如卷席。据当时的过来人讲，不少县城都成了空城，共军枪声一响，就可以直接进驻县政府。兵败如山倒，国军撤退如同惊弓之鸟，离弦之箭。中共胜利之速，蒋介石失败之快，美国人没有想到，蒋介石不可能想到(内战初起，蒋多次吹嘘三到五个月消灭中共)，连毛泽东也没有估计到(毛原估计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彻底打败国民党)，几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想到，强大的国军竟然说完就完，苦心经营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政府简直就是在历史的一瞬间，就竟然被从来不被蒋介石放在眼里的土八路彻底摧毁。毛泽东曾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而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军，还没有跟共军交手，便落荒而逃。无怪毛泽东由此感叹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七是治军无方，指挥失误，对此，蒋介石仍然不肯承认自己的指挥失误，把责任推卸给军队。但也可侧面反映出蒋介石治军无能。1949年3月下野前他对李宗仁说：“我们自黄浦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的功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筋疲力尽，给共军以更多可乘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国军与共军相比就不象正规部队，没有铁的纪律，如同乌合之众，因此上也就没有战斗力。特别是1946年以后，国军战斗力已经从整体上跨掉，官兵关系恶化，当官的打骂虐待枪杀士兵，习以为常；克扣粮饷，司空见惯；派系斗争严重，相互扯皮。与国军相反，中共从一开始，就把军队纪律当作军队的生命，所谓“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不仅如此，将领带兵如子，问寒问暖，甚至端茶倒水，尤其是优待俘虏，不少国军起义后经过简单整编便投入战斗，赴汤蹈火，冲锋陷阵，成了共军的骨干。尽管国军、共军都来自于老百姓，但共军与百姓是军民鱼水情，所到之处，对人民不仅秋毫不犯，而且为老乡排忧解难，人民欢呼拥护；而国军与百姓是水火不容，几乎没有给人民留下什么好印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鸡犬不宁，百姓望风而逃。离开民众支持的军队，如同漂浮在水面的浮萍。兵不在多，而在精，国军十不敌一，共军以一当百，加上广大人民群众被广泛动员起来，人民战争无往而不胜，“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独轮车推出来的”。 八是脱离农民和工人。从根本上来说，政治并非单纯的权力之争，而是争取人团结人的艺术。不管中国、西方，这个道理是通用的，只是争取的具体方式不同而已。任何一位政治家如果不能得到足够的人民拥护，那他就难以长久立足政坛，尤其是依靠玩弄选票的西方，就是一票都志在必得，有时仅仅就是一张选票，就会决定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在中国也是看人数的多少，谁拥有的拥护者众多，谁就拥有最大的政治资源，尽管不象西方那样透明。而且中国的政治也更加残酷野蛮，即使拥有了最多的政治资源，还要通过血淋淋的人头作为登上政治舞台的铺路碎石。中国农民和工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他们大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挣扎在饥寒交迫的生死线上。蒋介石上台后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农民问题，也没有考虑过工人问题，这是他作为一国之君的重大失职，再加上遇到毛泽东这样的对手，他焉能不败？而共产党仅仅在穷得兔子不拉屎的陕北解放区通过土地改革就一下子抓住了农民，农民终于拥有了自己赖以活命的土地，他们怎么能不对中共感恩戴德？蒋介石为什么就视而不见？他自己把中国绝大多数人推给了中共，也同时把他们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自己虽然是合法的民国领袖，实际上成了孤家寡人。毛泽东说：“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的吃饭问题。”而蒋介石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却对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死存亡漠不关心，一味要兵要粮要钱，这样的领袖不失败才是怪事？与其向美国举债购买军火，为什么不能进口美国的化肥、农药、种子先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管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当务之急，也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关键。谁能满足人民的饥渴需求，谁就可以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进而赢得国家政权。中国人几千年来争来斗去，就是围绕农民吃饭问题，只要让大家有饭吃，就得人心，反之，就失人心。中国人就认这个理。“仓廪实而知礼义”，再正确的理论，都需要衣食无忧以后才有可能考虑接受。毛泽东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来说，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产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会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达成一片了。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只有在我们的同志懂得并且实行了这样两个方面的工作的配合时，我们方能算得上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否则我们虽也在做革命工作，虽也是一个革命家，却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家。而且，对于某些同志来说，他们还是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因为他们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却不知道或不愿给群众一点东西，引起群众讨厌他们。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十分注义，并向全党宣传这个道理。”为什么在发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市场，根本不需要恐惧打压，如临大敌，因为那里不存在吃饭问题，而只是怎样发展的问题。因此上，不管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几乎没有人相信马克思哪一套。为什么台湾现在根本不用担心会被共产赤化呢，共党的统战宣传没有作用，就是台湾人民不仅已经不存在生存问题，而且经济迅速增长，民主自由，在和贫穷专制的大陆对比，没有人再相信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了大陆人民的温饱问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大陆也迅速失去市场，不管当局怎样强行灌输，都收效甚微。如果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为什么经过共产洗脑五十年的大陆人民会去寻找宗教寄托，为什么象发轮功那样的“歪理邪说”却能在短短七年时间就拥有“上亿”信徒。另一方面，即使共党的腐败比起当年的国民党早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依然江山稳坐，就是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在摆脱饥渴以后，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革命”精神和热情。人类历史发展证实：贫穷和愚昧是互为因果的密切联系，富裕和开化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蒋介石不要一味指责人民愚昧无知，被共党利诱，需要反思自己的失策。总之，蒋介石治理大陆二十多年，始终没有解决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三民主义再好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九是自身腐败无法遏制。在已经有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后，国民党不是更加廉政，反而却一天天烂了下去。打铁先要自身硬，蒋介石掌权后二十多年，几乎把绝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对付中共，而对国民党自身的致命腐败问题却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熟视无睹，致使问题蔓延开来，直到全身溃烂，无可救药。历代王朝覆灭的教训，蒋介石根本就没有引以为戒，结果还是重蹈覆辙，身败名裂。即使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对国民党进行了彻底改造，但腐败问题仍然无法根治，在实行自由民选以后，居然就被后起之秀民进党和平取代。军事上输给中共，政治上输给民进党。当然，民主社会政党政治的竞争性轮替极为正常，不应该把罪责推给李登辉，国民党没有必要因为败选就从此一蹶不振，如果国民党能够励精图治，我们相信有朝一日将会通过努力重返民国政坛。就是在封建时代，政权更替也在所难免，只要真正落实“天下为公”民主宪政，任何政党或强人妄图永远独霸政权的时代，将彻底结束。尽管中共成为执政党以后，便逐步走向腐败之路，现在腐败已经构成心腹大患，这是后话，毕竟在与蒋介石斗争的时代，在自身廉政上比国民党占有民心优势，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十是蒋介石既泥于国情，又脱离国情。蒋介石坚持独裁，拒绝彻底民主，是泥于中国国情，因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帝王专制，西方民主“与国情不合”，中国还需要领袖，尽管他确实在中国进行了初步民主试验，但他还是把主张民主的进步势力推向了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在当时是主张彻底的民主，这也使共产党赢得了绝大多数追求民主自由进步势力的拥护和支持。但蒋介石何以又脱离了中国国情呢，那就是他顽固坚持精英治国论，但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况且那些精英的作用也并没有被很好利用和发挥，反倒把不少精英也赶到共产党一边，他对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感到强烈不安和恐惧，进而采取适得其反的一再打压举措。不让人民群众吃饭，又不准人民群众说话，岂不要把人民饿死憋死吗？当然有人会说，那时要比中共胜利后民主自由，但是情况不同的是，民国时有相抗衡的反对党存在，而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反对势力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在建国之初，中共本身就是人民的代表，中共的民主和自由也就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 十一是蒋介石实行特务政治，特务政治不仅并没有能够消除异己，反而造成极为恶劣的不良影响。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以后，不计其数的反对者惨遭杀戮，除了一些是证据确凿危害党国领袖者之外，大多是滥杀无辜，“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试图把反对派赶尽杀绝。但适得其反，不仅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大多安然无恙，而且自己内部叛变失节者层出不穷。在国共决战中，起义投诚的国军和党政军干部更是如同洪水决堤。不是依靠笼络人心和强化军队战斗力，反而大耍小人手段，结果真要对打，却慌了手脚。 十二是国民现代意识教育严重缺失。蒋介石当政二十余年，中国的教育虽然较满清有所进步，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可能，他们几乎仍然和封建时代一样思想没有开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与读书学习无缘，文盲充斥，被现代文明拒之门外。虽然封建帝制被推翻，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心里的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虽然蒋介石属于亲英美派，也曾到日本留洋，而且与整个西方关系颇为修好，蒋介石身旁还有一个在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蒋夫人，但何以不敢对国民进行西方现代民主意识的全面教育，让西方民主思想进入中国人脑海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却仍然死抱什么僵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放，结果如何，还不是被中国传统文化给拌了个倒栽葱。那些被教育者相当一大部分都反而走向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对立面。虽然蒋介石主政二十余年，天天打仗，莫非学校也成了战场？教育的彻底失败难道也怪罪于中共的破坏？台湾化的50年来的成功实践也充分证实，中国要走向自由、民主、富强、文明，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西化改造，中国大陆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在证实这个真理，只是西化的步伐快慢大小之别。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失败，对彻底西化从民族感情上感到痛苦不堪，但这是不以中国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十三是任人唯亲，用人严重失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可谓英雄豪杰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人才如同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但是绝大多数优秀人才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排斥于民国政府之外，他们先后加入中共的队伍并成为领袖或骨干，实践证实他们确实并非寻常之辈。用人五湖四海，毛泽东当年确实能够说到做到，如果没有这么多杰出人才的鼎立相助，毛泽东的本事再大，一个人也撑不起中共的天。但相比之下，蒋介石总是孤家寡人，即使有一些人才，也不能才尽其用。他任人唯亲，打击异己的用人下策帮了中共的大忙，连拜帖弟兄、剿共副总都可以背叛他，甚至差点把他抓起来杀掉，其他人就可想而知。那些黄浦出身的门生究竟有多少一直追随以校长自居的蒋介石，又有多少却走向了他的反面？固然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但是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不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吗？如果人心和人才不得其一，焉能不霸王别姬？ 十四是穷兵黩武导致国民经济崩溃。吃酒量家当，有多少钱，干多少事，这是一个经济学常识。但由于中国常年陷于战乱，经济基础相当脆弱，特别是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象赌徒一样，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倾注在和中共的空前规模的决战上，而且大举向美国借债购买军火，同时对人民群众的经济压榨达到疯狂的程度，但是仍然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巨额军费开支，造成国民政府背上庞大的财政赤字。为了支撑国民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引发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并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国统区内国民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急剧恶化，反蒋浪潮此起彼伏。在解放区，毛泽东非常重视经济工作。他说：“有许多的部队、机关、学校，在他们的生活活动中，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至有少数人完全不闻不问，而仅仅委托于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但是这些想法全是不对的。……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果认真地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也就算很好地协助了大后方的人民。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尽管建国后的实践证实，毛泽东不是经济学家，甚至对现代经济可称得上门外汉，以致会出现全民大炼钢铁那样的愚蠢行为，直至最后几乎把中国大陆的经济推向崩溃边缘，但他当年的经济观点和对经济工作的重视无疑是正确的。 十五是不能客观正视自己的劣势和对手的长处。蒋介石与中共整整斗争二十多年，但不能做到知己知彼，对对手的优点、长处视而不见，甚至竭力诋毁，而对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也是若明若暗，竭力掩饰，甚至自我吹嘘，不冷静分析自己反复失误的根本原因，也不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致使错误日积月累，终于酿成大祸，自古骄兵必败。而中共对于自己的成败却能反复总结，除了不断进行自我批评，而且“开门整风”，欢迎任何人的正确的批评建议，并竭力从根本上杜绝错误的反复。毛泽东在最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有段话几乎成了中共的对外宣传的口头禅：“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方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他还专门论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方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尽管毛共后来逐渐抛弃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甚至走向反面，但这种精神在当时曾经发挥了令国军闻风丧胆的巨大威慑力，“不怕中共练兵，就怕中共整风”，失败是成功之母，几乎成了中共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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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