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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由勤俭败由奢侈 周元桂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坚持勤俭，小则有利于齐家，大则有利于治国。反之，奢侈自古为人们所不齿，它往往是败家丧国的祸因。晚唐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中言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成”,指兴家、兴国；“败”,指家破、国亡。李商隐对俭和奢晓以利害，揭示得十分深刻,此乃他对中国数千年历史兴亡规律之感喟。 史载，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勤政爱民，尤有俭德。”他每天早晨听朝，很晚才退朝，终日辛勤忙于政事。出巡的路途中遇到上书的人，则“驻马亲自临问”。有时还暗自派人到市井，探听官员治理得失和民间疾苦，以掌握官况民情，从而使自己的筹谋定策，即时有效。节俭，更是隋文帝降尊示德之特色。他日常所食，只是一个肉菜，后宫嫔妃、佳丽的衣服都是“浣濯之服”，即洗了又洗的服装，自己的“御用品”也是修修补补，不计朴陋。文帝如此“躬履节俭”以垂范，致使“天下悦之”。从而上行下效，民间也以节俭为荣：男子基本上不穿绫绮，只穿极普通的布帛；妇女不佩戴金玉饰品。节俭，使整个王朝的用度大减，朝廷得以“轻徭薄赋”而宽政惠民。官勤政、商乐业、民乐耕，帝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在位23年的隋文帝留给后人一个史上罕见的“户口滋盛，无不盈积”的富庶天下。 然而，隋文帝留下的王朝之繁盛富足，被继位的杨广（炀帝）大肆挥霍了13年。但至隋亡时，国家仍“府库充盈”。唐太宗曾与大臣们估算过：隋亡时，府库充盈得可供天下人坐吃五、六十年。隋炀帝从继位始便挥霍无度，与其父文帝的节俭兴国为民，形成强烈反差。隋炀帝所俢的宫殿苑圃，多不胜数且华丽无比，内蓄大量美姬、佳丽；御苑中蓄水为“海”，海中造方丈、蓬莱、瀛洲三仙山；还置有奇花异草、珍禽猛兽。隋炀帝心不在朝政，沉迷于享乐之中——醉生梦死地奢靡淫逸。他去江都（扬州）游玩时，乘龙舟数千艘由御苑“海上”起程，沿大运河南下。游船高达45尺，长200尺，首尾相接，延绵200余里，拉船的纤夫达8万余人。在扬州风花雪月，纵情玩乐。终因穷奢极欲、荒淫无道，而引起民怨臣怒，被手下人缢杀于扬州。 隋朝二帝的俭兴奢亡之大起大落，使王朝成为“昙花一现”的短命王朝。这一历史教训，曾被魏征每每用来谏劝警醒唐太宗，且大收良效。史家们则常用此作为验证历史兴衰规律的一个典例。 李商隐所感喟的不仅是国，还指出家也同样有着俭兴奢败的脉传规律。清代朱伯庐在《朱子家训》里就告诫子孙：勤俭是正家风、利修身、德家声、旺子孙的兴家旺脉之道。其家训的警言诫语，诲人励志。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以及“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等。如此治家训言，使子孙们受益匪浅，自然而然地就形成良好家风。经后世严格遵守，脉传不懈，规正的家教便形成良性循环，往往能良传千年而不逊规。如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他用中庸之道以立国爱民，以勤俭振兴国运，从而使吴越国能历经千年富庶繁盛。钱氏良好的家风也劲传千年不衰，后裔中人才辈出。现代的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其琛，以及台湾的钱穆，都乃灿然萃世的佼佼者。由此可见，良好的家风威力无穷矣！ 古代贤达，都非常重视“家训”的教养之道。要使家教成“训”，则须要家长把意愿概念成警言诫语，并严以律之，才实臻其效。对子女，一味地靠打罚控管，那是盲不得法——只能吓其听，而不能醒其心。《红楼梦》里的贾政，其家教就没有明确的家规、家训，对其子宝玉只是动则喝叱、数落、打骂，故而难能使贾宝玉成为喜欢读书的有志之人。反之，像贾母那样一味地宠着孙儿贾宝玉，只有亲情式呵护疼爱之暖语，从无家训式说教，只能纵容宝玉厌学、不思上进的情性。 然而，贾政与贾母这两种都有失偏颇的家教方式，却代表着如今家长们家教的两种取向。殊不知，两种做法所注入的都非正能量，值得深思。尤其是忽视了倡俭抑奢、吃苦耐劳之磨难教育，更是失莫大焉！ 作者住址：安徽省来安三中 电话：1309332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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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