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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谓”古今谈 周 元 桂 在我国，“称谓”一词一直氤氲着封建意识色彩。时至今日，色彩依旧。盖因称谓旧习冰封千年，陋习弥坚，因循守旧之势一时难破。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称谓”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孔子于2000多年前就有为政先正名的教导，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对不同身份的人之称谓也须“等”而对应。如果称谓不能显示身份，何以分上下、分尊卑、明良贱？古时，百姓见到官要称“大人”，且要自称“小人”。文人笔下对当官的如何称谓很有讲究！不仅称官衔，而且还要懂得称呼的潜规则，旨在能称呼得对方很开心。因为古代官员把有官职看成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官位越高，祖宗头上的光圈越大，在自己脸上投射的光晕亮度也越大。对此，文人墨客、史官们都心领神会，谙悉于心。比如，唐朝诗人韦应物，任过滁州、苏州等几个州的一把手（刺史），因苏州最大，便称他“韦苏州”；同样，当过柳州刺史的柳宗元被称为“柳柳州”，当过太子宾客的刘禹锡被称作“刘宾客”。如此习俗，要以唐朝最盛行。当然也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任过多个军政职务，但以右将军一职最大，而被称作“王右军”；北宋包拯（包公），因任过龙图阁大学士而被称作“包龙图”。 时过俗迁，有些官衔到了后世就演化为非官衔称谓。例如，唐代所说的“官人”，乃专指品级以上做官的人，而到了宋、明时，社会上的手艺人、生意人、有一技之长的工匠，都可称为“官人”，在旧小说中，妻子称丈夫也为“官人”。民间对有头面者还称其为“大官人”，如《水浒传》和《金瓶梅》中那个开生药铺的西门庆，就被称作“西门大官人”；“相公”之称在汉朝时是封公拜相者的称谓，“员外”之称起自初唐，本是编外实职官衔，相当于如今的局、处级领导干部。但到了宋、明时，这两种称谓都失去原义而泛滥成民间流行称谓——“相公”到处有，员外比比是。《水浒传》中祝家庄庄主就被称作祝员外，旧小说把大户人家的户主也称作“×员外”。明朝冯梦龙的名著“三言”中的“相公”“员外”屡见不鲜。 如今，人们对官员的称呼同样很有讲究，其潜规则是，逢“长”应恭呼“×长”，一身多职者，应叫大不叫小，有党政兼职（平级）者，应叫其党内职衔……总之，要使被称呼者有显尊处优之快感，否则可能遭到对方冷遇甚至怒容相向。长期形成的称谓之潜规则使人们习惯成自然，即使是已退休的官员，人们还对其称呼依旧。好像这是一种终身荣耀，从而形成了，职务终身制虽已废除，称谓却在人们口头上形成了终身制。此乃官本位、官优越之封建意识在作祟。反之，朱德六十岁诞辰时，董必武有祝寿诗句对朱老总赞之曰：“乐为公仆耻为官”。相比之下，前者当愧不胜愧也！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要规范和纯洁党内同志交往，领导干部对党员不能颐指气使（笔者曰，对党外群众更应谦逊平等以待），党员对领导干部不能阿谀奉承。”此规定为我们涵养清风正气，构建清爽的同志关系，净化政治生态，提供了遵循玉律，有着返璞归真式正位意义。“同志”的内涵逻辑是：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纯洁的同志关系源于共同的信仰和崇高的理想。此乃共产党人灵魂中的钙。少数党员干部因缺此钙而骨软形变，把正常的同志关系异化为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团团伙伙、帮帮派派等庸俗化关系。这类人最不乐意以同志互称，他们之间，竟凝结出“老板”“头儿”“×座”“老大”等有着浓烈江湖气和庸俗心声的称谓。此类自我高明者们，若不警醒轨正，则其德其心其修养，必将离“同志”越来越远，甚至与大写的“人”背道而驰。 作者住址：安徽来安县三中 电话：1309332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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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