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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问 则 裕 周 元 桂 古人把有知识说成有“学问”。常言道，“学问”，即一学二问之蕴意，也即知识是靠学习和发问得到的。“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此乃先贤的训言，细品之很有道理：经常请教别人，就会丰富自己的知识，若独自孤学，不向别人求教，则知识面就狭小。民间形容一个人到陌生地方去须勤问路，形象地说：“路长在嘴上”，即强调一个“问”字。某种程度而言，知识也“长在嘴上”，因为世上的事物各有其生存奥秘，认识它们，就是不断质疑不断探索的过程。 古代教学的主要方式就是弟子问，先生答。孔子的弟子基本是通过向孔子发问的方式获得知识的。所谓“论语”就是孔子所说的话之荟萃。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宋、明时的理学大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王阳明都通过设立书院进行讲学。其讲学方式，也是采取学生提出问题或见解，先生进行鞭辟入里地解答。如历史上的白鹿书院、岳阳书院的学术成就，相继辉煌了几个时代，造就了许多大器人才。宋朝的太学及明清时各州县所设立的书院、儒学也都采取质疑、答疑的讲学方式进行传道授知。《来安县志》载，我县在清朝时，上规模的书院有建阳书院（在县城）、江青书院（在相官）。清乾隆年间，邑令韩梦周在介绍建阳书院的文章中有云：“余既延吴县汪君大绅主建阳书院讲席……诸生读朱子之书，皆诵法朱子者也。”韩知县特聘请江苏吴县汪姓大学者来“建阳书院”讲座。所谓诵法朱子，即讲座课所采取的方式，也与朱熹所设立的书院一样地进行“传授——质疑——答疑”之互动。总之，古代书院式教学就在于突出一个“问”字。 学而思、思而疑、疑而问是获得知识的必然途径。发问，须有虚怀躬谦的心态，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先哲孔子，就养成了“入太庙，每事问”的习惯。他周游列国，总是要对哪里的仕途政事，风土人情等进行详细的访问了解，这让他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使他成为大学问家。所以他深知“问”的益处，深知学而不问则学不成。故而，他特给后人留下了“不耻下问”的箴言。就连那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也受他的影响，都善于采用发问的形式获取知识。 人的一生，在社会上摸索、对大自然进行探索，难免会遇到诸多想不通的问题，需要向有专门学识者发问请教。学校的教学，就乃“一学二问”之最集中体现的育人场所。然而，如今有些学生就忌讳这个“问”字，为了面子，不懂也不显露出来。如此下去，一个又一个“？”变得又黑又粗，挡住了继续学习新知识的通道，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不可能有良好学习成绩的。故而，老师应鼓励学生提问题。因为学生发问是一种知识掌握度的反馈，有利于教师掌握该生的学情，以便对其有针对性地施教。要知道，发问也是有质量高低之分的，对题目基本不懂的学生，是问不到关键点上的，只会生硬地问“为什么？”而问题提得尖锐者，说明该生已基本掌握了知识原理，只是微有一点雾障挡住视线。这种情况，教师稍加点拨，该生的思路便豁然洞开。当然，面对此况，教师也应对准点睛之处加以点拨，从而能收一言千钧之效。 通常，教师因急于完成课时讲授任务，往往忽视了激发学生发问的兴奋点，或没有给学生留下发问的时间，也就是忽视了让学生手中掌握“问”这把钥匙。其教学效果，往往是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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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