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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话人之德与奸 周 元 桂 传话人，既不是个职业、行当、品种，也不便专门归类贴上标签。但这类人却充斥于红尘中，且形形色色，异彩纷呈，自古皆然。《水浒传》里高俅手下的陆虞侯陆谦、促成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而害死武大郎的王干娘，都乃有着三寸不烂毒舌的传话人。《红楼梦》里的俏丫鬟晴雯、金钏之死于非命，也都丧命于传话人的毒舌之下。史上身居宰相位之南宋的秦桧、贾似道，明代的严嵩都乃擅长在皇帝面前煽风点火、无中生有的“高级”传话人，至成害死忠良（如岳飞），祸国殃民之历史罪人。这些毒舌性传话人，古时称之为邪恶的“小人”。 在讲求传统美德的我国古代社会，促成利国利民好事的传话人不乏其例。最典型的是《将相和》中的传话人。蔺相如忍辱负重的高风亮节和廉颇勇于改过的两种美德传颂千古，家喻户晓。然而，促成将相和的中间传话人，却被人们所忽略。尽管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交代这个传话人，但他毋庸置疑存在的。试想，蔺相如向门客解释他几次避让廉颇的原因：“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两虎相争，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此时廉颇并不在场，2000多年前也没有窃听器，蔺相如这番话，他怎么知道的清清楚楚？显然有好心人，做了个原原本本（若打折扣，廉颇就不会感动得负荆请罪）的传话人。此人，旨在以打动式规劝来感动“老革命”廉颇为目的，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虽被隐姓埋名，却光芒四射。但将相和的故事，人们只把赞誉送给蔺相如、廉颇，而忽略了穿针引线、默默奉献的传话人，显然有失公允。 《史记》还记载了另一个因恶意传话，而致伟大的诗人屈原冤死的故事：楚怀王不听屈原劝阻，在其小儿子子兰的怂恿下，贸然应邀赴秦国与秦王会谈。结果，被秦王扣留而客死他乡。顷襄王即位后，以子兰为令尹（最高长官）。忠心爱国的屈原，一再表达了对祸国殃民的子兰的指责和痛恨。有传话人把屈原骂子兰的话，不怀好意地传给子兰。子兰便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而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蛮荒之地。忧国忧民的屈原报国无门，投汨罗江自溺而亡。显然，这里的传话人，也是酿制悲剧而致屈原悲愤走向溺亡的凶手之一。 有趣的是，皇帝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有时也会扮演传话人角色。武则天为帝时，非常信任大臣狄仁杰。而狄仁杰却对同朝为官、文武兼备的娄师德看不惯。当武则天问狄仁杰“娄师德贤能否？”时，狄婉转的否定之。武则天笑着说：我重用你就是娄师德举荐的。说着命人取来十几篇奏章，都是娄师德为举荐狄仁杰而写的。狄见之，十分惭愧，从此，敬重娄的人品，二人同心效力朝廷。武则天这一“传话”，有效地促进了重臣之间的团结，不可谓不高明。 北宋宰相王旦，为鼎力推荐寇准接替自己为相，在宋真宗面前为寇准说了许多赞美之词。而寇准却经常在真宗面前数落王旦的短处。一日，真宗向往旦讲出了寇准数落他的内情，“你经常称道他贤能有为，但他却不断数落你的不是。”王旦听了十分平静地说：“臣在相位已久，年事又高，难免有差错。寇准敢于向陛下反映，这显示他为人忠直，这正是臣举荐他的主要原因。”这里，宋真宗的“传话”，不可能是以挑拨离间为目的。很可能是在考验王旦贤德之厚度如何？兼验证寇准是否真的是贤能之辈。 不可否认，古往今来，以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为目的的传话人，广广然存在于人们的生活空间里。这类人居心叵测，所传之话或添油加醋，或移花接木，或曲意变形。旨在挑起事端，中伤他人、制造混乱。从而隔岸观火，幸灾乐祸，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成为害群之马。这类传话人，在民间，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在庙堂，多为乱朝纲、惑君祸国之巨奸。历来为人们所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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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