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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安与清流县的不解之缘 周 元 桂 如今，来安人提到“清流”二字，颇有亲切感，潜意识里总认为它与来安有着近亲般的不解之缘。但又说不清道不明二者的“血缘”关系。针对此，作者特立题以浅考之。 隋末唐初时，来安与清流县为一体，即此际的清流县是含今之来安境域和老滁县境域之大县（姑且称之为大清流县）。也即此时的滁州只领大清流、全椒二县。唐景龙三年（709年），将大清流南北向“纵剖”分开，西域仍称清流县。东域之新县起名为“永阳县”。于是滁州辖清、永、全三个县，如此格局度过200年。南唐初，改“永阳”称“来安”，之后，来安县安静地穿越了北宋至南宋初。由于宋金的南北割据，频频交战，处于江淮之间的滁州百姓屡遭兵燹屠践。来安乃金国常攻打南宋的扬州之常经之地，更是多灾多难的受害之邑，邑民纷纷陆续南逃，邑境一度近乎荒废，户口锐减（志载：“户仅百余”）。按当时的规定，县邑人口不足5千者不足于设县，来安因此而被送回“娘家”——并入清流县。后来由于清流县境域过大不便管理，便又恢复来安县。南宋前期来安与清流便合分过两次，第一次是绍兴五年（1135年）并入，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分出；第二次是乾道九年（1173年）并入，于淳熙二年（1175年）分出。随着南宋中后期民生相对安定富庶，自1200年之后，来安县也不例外地安定富足起来（50年前相官乡曾于南宋女墓中出土的金边玛瑙碗可证）。 明初，由于朱元璋把滁州视为皇家的后院，便在滁州境内屯粮、屯兵，专设马政（其时的管马机构称作“太仆寺”）以“坐派”滁、来、全三县的养马任务。如此，滁州便成为皇都（南京）的拱卫之地。多窍的朱元璋还想到了将滁、来、全三县合为一个整体板块而便于统一管理，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号令顺畅。于是“省县（来安）并清流、全椒俱入滁州”，即把清流、来安、全椒一同并入滁州。那么三县原本都隶属滁州，谈何“并入”？尤其是清流县本来就是州治所在地，更谈不上“并入”，概念何属？仔细体味县志文段的语气便知，此“并入”乃指“拚合”。即三县合为一个滁州整体（隶属凤阳府），亦即来安和全椒都并成清流县，清流域境就是滁州地域。此乃名副其实的大滁州也！那么，此拚合意图何在？窃以为，朱元璋不仅为了上面已述的三县为一体之利索、灵动，还因其老家凤阳已升为“府”，让滁州三县为一体隶属之，显得凤阳府以皇都南京有直接对话之近。，从而满足了朱元璋重故里之心理需要。 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一月，因丞相胡惟庸被以“谋反罪”诛杀，朱元璋由此而废丞相制度。地域建置也相应变更，让已并入清流为州地的来安、全椒又从“大滁州”中析出，各自复为原先滁州的隶属县。从南宋中期至明初200多年里，来安建置遭遇了三次并入（全椒仅一次），且每次都以并（合）后十二、三年时间，又重新从清流析出复（来安）县。前两次是因为来安先天不足，后一次则属于皇帝别出心裁。无论哪种情况，对其时的来安百姓来说，都乃坎坷遭遇也！ 关于南宋时来安第二次并入清流县之后的复县时间，县志记载是在淳熙二年（1175年）。对此，笔者疑而辩考之。道光版《来安县志》的“修蜀记” 栏目云：乾道九年（1173年），来安县因百姓大量逃亡南方，户仅过百，不足置县而并入清流县之后，“不二三年，郡守张冲复请为县，宋淳熙乙巳（淳熙十二年，1185年）之秋也，绵亘至今，皇元混一区宇”。其中的“淳熙乙巳之秋也”，并非指郡守张冲至1185年始报请。因为张冲于淳熙二年（1175年）任滁州郡守，第二年便卸任他去（据光绪版《滁州志》），显然不能如此理解。而应理解为，张冲报请复（来安）县之后，直至乙巳年（1185年）上级才批准下来（或才付诸实施）。并且之后一直为县建置，绵亘之元朝。此《修蜀记》作者乃元代人汪景恬。元朝距宋朝最近，所以当是可信的。故而，来安第二次从清流析出复称县的时间，应在1185年，即从并县（1173年）至析复再称县，共为时12年。这与绍兴年间的第一次并、复的时长为13年大体相同，是比较合乎情理的。试想，若按县志说1175年便复县，间隔只有2年时间，那就是刚合并就析复，徒劳得不可思议。这一错因，很可能是先贤们在修志时从旧县志上照搬过来所致。因为旧县志错处相对较多，例如，旧县志对绍兴年间的第一次并县与复县表述为：“仁宗时，邑罹慌乱，人户仅百余，不堪置令，议改为镇”。就误将宋高宗说成宋仁宗。 古人修志因受诸多因素限制，难以做到处处精准。有点瑕疵，再所难免。故而后人在崇仰先贤贡献之功的同时，也不能一概虔信盲从，致使误谬流传。笔者此质疑当否，祈望此文能引出同仁们的高见。 作者住址：安徽省来安县三中 电话：1895502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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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